智·局(外一篇)


  

  智·局   

  “智”者,知日也。译成现代汉语,理应是洞悉时机之意。一个人倘若身陷困局,智与不智,全在乎能否审时度势,相机抉择,进而化弊为利。

  可见,智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识时务者,是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者。

  全球经济形势突逢巨变,随时局拐点汹涌而来的,是人们对变法之希冀,对改革之诉求。近来拜访魏杰先生,问及他对中国经济有何预判,这位经济学家回答得颇具谨慎乐观意味: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言犹未尽,透着知识界对改革契机与时代进步的殷殷翘企。

  尊重市场,继续改革,无疑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惊涛骇浪的全球金融海啸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战略选择。观诸眼下,整个2009年宏观政策之棋局,当是基于经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

  关于保增长与扩内需之抉择,尤以民生权重为甚。核心在就业问题,生存之困已在华南经济模式遭重创后逼向数亿新产业工人;其次是农村社保,此乃释放乡村巨大消费力之杠杆;还有教育和医疗两大改革攻坚,亟需找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路径;再有环保,这是张全球化绿色通行证;还须力挺装备制造业,实现中国制造2.0,如此,下一个30年可望再续奇迹。

  去年今日,马立诚先生赠我一本他的新书。写的是部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名曰《历史的拐点》。书不错,作为无法割裂的历史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先行者们的诸多改革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还是机会把握、推进难点,乃至变革哲学等诸方面,都能从中观照出对应的因子。

  这位政经学者不光对历史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对成败的拷问亦可谓振聋发聩。书的封面印有几行醒目的话: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潜行
 

  “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残酷的时代……”1928年的伦敦,天空乌云密布,在书房案头,D.H.劳伦斯写下这句话,作为他新构思小说的开头。

  岁月流转八十年,时代的面容几经变幻,变得华丽了,绚烂了,甚至镀了金,处处流光溢彩,但终究没有退去其残酷本质。光明身后永远如影随形地跟着一位叫黑暗的孪生兄弟,人们于是听到,英国另一位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发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叹息。

  如此妙语当然不会过时。劳伦斯写道,“激烈的竞争已经来临,我们置身废墟,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怀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这是一种颇为艰难的工作。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我们必须迂回前进,或攀援层层障碍,艰难潜行。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笔下人物之命运与处境,尽付此言中。

  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无论是已经显露的问题,还是隐而未发的危机,明枪暗箭,激流险滩,除了严阵以待,并无他法。人人皆是时代之奴,所谓的救世主又何尝不是。现实已够残酷,我们更不愿惊惶自扰。惊惶无异于慢性自杀,悲观就等于自我毁灭。惟有将希望视作第一生命力,在惊涛骇浪之中迎风而行。

  眼下这个经济冬天会有多漫长尚不得而知,更严寒的日子也许远未到来。对于经济社会里的每个角色扮演者——大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小到一家企业、一个个体,怀抱新希望建立栖息地,仍是御寒不二法门,有如暖阳之于冬日。

  但自我视野的拘囿必须打破,贯穿人们知行过程的应当是对周遭对社会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守望情结,是经岁月打磨由感性的好奇冲动化作而来的理性的观察思维。飞翔有时,守望有时,思想的容忍与心灵的自由交叠其间,方能体会,一己悲喜是如何融入社会群体的宏大叙事之中。

  世界终归会走向美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