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朗与中国
时间：2006年2月19日。伊朗通讯社德黑兰电：伊朗总统内贾德对伊通社说：各国人民都认为西方民主是错误和充满谎言的。伊朗反对西方民主、美式民主，而在中国，某些人却打着反对西方民主、美式民主的幌子反对伊朗式民主，他们明明白白反对的是伊朗的三权分立、普选制度，却非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胡说什么他们反对的是西方民主、美式民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反对市场经济，推销贩卖“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谎言，某些人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明明白白反对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市场经济、南非种族主义共和国的市场经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市场经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市场经济，连资本主义的边都没挨上，却偏偏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给市场经济贴上“西方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标签，胡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仿佛北京的山顶洞人以货易货搞市场贸易就是在搞资本主义了。建立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无耻谎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自然不能发展市场经济，不能发股票债券、不能发奖金红包、不能有合资有股份制有董事会、不能有破产有下岗有失业、不能有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体育俱乐部…….
二、三权分立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西方的
分权制衡是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三权分立，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他是普适的，不是西方的美国的，也不是伊朗的，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三权分立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其意义，不亚于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
1、马克思主义需要“三权分立”。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像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列宁语）。列宁把话说得更加明白：“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它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和反动的结论。”（《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1卷421页和第3卷第231页）。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过英法两国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说这是新社会制度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是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这两次革命（1648年英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不仅是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318页）
2、中国封建时期的分权制衡。中国最早的权力制衡：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3、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转型。完成了对普适的市场经济的认同，现在是时候完成对普适的三权分立、普选的认同。邓小平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胡锦涛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曾经凡是资本主义国家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如市场、股票、公司、三权分立、普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有。从排斥到接受必然经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从洋务运动以来到改革开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现在，虽然还有极少数人在鼓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但经济上的认同与接受已经被社会大众所承认。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从根源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主张权力制衡，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曾经大力批判“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今天，是时候大力批判“三权分立就是资本主义”，完成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转型。大清的通过洋务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短短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英美等国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但是，大清没有完成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转型，维新才百日就被镇压。日本皇室通过维新，今天还高高在上，而大清皇室通过镇压维新敲响了自我灭亡的丧钟。
三、给反对“西方民主”的补补课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