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三）
被释放的经济学假设带来的学问
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指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都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下进行活动。因此，要用“现实的人”、“实际的人”来代替理性人。新制度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以下三个修正：一是有限理性假设。有限理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完全，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信息搜寻本身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要冒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人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二是现实的人的行为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但在现实中，人类的行为要复杂得多。新制度经济学既然标榜为是研究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那他就必须要使人的行为假设更接近现实，如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源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人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而制度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改变人们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改变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的权衡，进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假设。这是指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自私且不惜损人、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机会主义必然增加了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过大，有很多交易就无法达成。好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惩罚，对诚信行为进行鼓励，客观上就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整体上交易量增加，从而增进社会财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更接近于现实，因而对现实问题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也就是其风靡世界，并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所在。
理性人假设在政治市场的推广：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问题。经济学假定参与经济交易的人都是经济人，他们的经济决策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来做出。然而在政治学中，却假定政治家的动机都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政治家的目标是谋求社会利益。那么在经济市场中是自利的个体一旦成了政治家摇身一变就成为政治市场中的利他主义者，从逻辑上来讲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信服的。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假设完全可以从经济市场扩大到政治市场，进行市场决策的人和进行政治决策的人都是理性人，都受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引导。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上的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政治市场上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物品。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这种假设保证了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便于对各种政治制度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因为对制度的分析必须以假定人是自利的为前提，否则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制度没有必要被设计出来。在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政治市场中的公共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一切政治活动主题包括选民和政党，都是在为自己服务的前提下服务社会，不存在超然道德的主体。公共选择理论是理性人假设在政治市场的一个成功推广，虽然对它的有些结论还有争议，但该理论加深了人们对代议民主制的理解，证明了集体选择存在大量的非效率的现象，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不完全信息假设：讯息和合约经济学完全信息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关于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才能成立。但现实是交易的一方往往拥有另一方不拥有的信息，这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就是有关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关系和合约安排的理论。也就是要研究当事人如何设计一种合约，以及如何规范当事人的行为，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正因为如此，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合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如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一代理理论、信息甄别、信号传递理论等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被广泛应用，这些理论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市场运行的方法，推动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的理解。其中许多分析模型已经被用于解释许多社会和经济现象，特别是不同类型的契约。从金融市场、产业组织，到经济发展问题的所有方面，信息经济学理论都有广泛的解释力。
社会理性假设与自然资源稀缺性假设：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资源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修正，从而建立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突破了新古典的分析路径。首先，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稀缺性资源主要指的是劳动和资本，土地往往是作为一个既定的量来看待的。但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给后代人的发展留下空间，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约束成为研究的重点。其次，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可替代性假设提出了挑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同的资源之间都有一定的替代性，比如在生产函数中，要达到同样的产量可以多使用一些资本少用一些劳动，也可以相反，少用资本多用劳动，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但在研究自然资源的代际最优化配置时，资源的可替代性受到很大限制，比如水资源，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而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淡水资源非常有限。现有技术条件下，人类还无法低成本地由海水淡化来造水。因而像淡水资源这样不可替代的资源对人类的发展构成了硬约束。再次，对理性人假设的修正。要解决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不能立足于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而要改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他要使自己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的总和最大化，因此，他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人”。他有崇高的精神追求，环境保护、终身学习等成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要保护环境这一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就要通过人类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即通过人类的集体理性来达到，因而其“人”就要是一个“合作的人”和“环保的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技术只是一个外生的变量，是经济人决策的外部条件，作为未来的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就要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知识人”。将这些“人”的特性综合起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社会理性（而非个人理性）的“社会人”。但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社会理性”假设，使该学科所研究的“人”的行为特征不清晰，“人”的目的不明确，再加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跨学科、跨地域、跨时间的特点，使得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至今并不能成为一门系统性的科学，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
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指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都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下进行活动。因此，要用“现实的人”、“实际的人”来代替理性人。新制度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以下三个修正：一是有限理性假设。有限理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完全，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信息搜寻本身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要冒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人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二是现实的人的行为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但在现实中，人类的行为要复杂得多。新制度经济学既然标榜为是研究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那他就必须要使人的行为假设更接近现实，如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源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人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而制度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改变人们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改变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的权衡，进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假设。这是指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自私且不惜损人、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机会主义必然增加了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过大，有很多交易就无法达成。好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惩罚，对诚信行为进行鼓励，客观上就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整体上交易量增加，从而增进社会财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更接近于现实，因而对现实问题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也就是其风靡世界，并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所在。
理性人假设在政治市场的推广：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决策问题。经济学假定参与经济交易的人都是经济人，他们的经济决策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来做出。然而在政治学中，却假定政治家的动机都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政治家的目标是谋求社会利益。那么在经济市场中是自利的个体一旦成了政治家摇身一变就成为政治市场中的利他主义者，从逻辑上来讲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信服的。因此，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经济人假设完全可以从经济市场扩大到政治市场，进行市场决策的人和进行政治决策的人都是理性人，都受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引导。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上的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政治市场上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物品。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这种假设保证了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便于对各种政治制度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因为对制度的分析必须以假定人是自利的为前提，否则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制度没有必要被设计出来。在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政治市场中的公共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一切政治活动主题包括选民和政党，都是在为自己服务的前提下服务社会，不存在超然道德的主体。公共选择理论是理性人假设在政治市场的一个成功推广，虽然对它的有些结论还有争议，但该理论加深了人们对代议民主制的理解，证明了集体选择存在大量的非效率的现象，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不完全信息假设：讯息和合约经济学完全信息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关于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才能成立。但现实是交易的一方往往拥有另一方不拥有的信息，这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就是有关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关系和合约安排的理论。也就是要研究当事人如何设计一种合约，以及如何规范当事人的行为，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正因为如此，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合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如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一代理理论、信息甄别、信号传递理论等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被广泛应用，这些理论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市场运行的方法，推动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的理解。其中许多分析模型已经被用于解释许多社会和经济现象，特别是不同类型的契约。从金融市场、产业组织，到经济发展问题的所有方面，信息经济学理论都有广泛的解释力。
社会理性假设与自然资源稀缺性假设：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资源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修正，从而建立了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突破了新古典的分析路径。首先，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稀缺性资源主要指的是劳动和资本，土地往往是作为一个既定的量来看待的。但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给后代人的发展留下空间，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约束成为研究的重点。其次，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可替代性假设提出了挑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不同的资源之间都有一定的替代性，比如在生产函数中，要达到同样的产量可以多使用一些资本少用一些劳动，也可以相反，少用资本多用劳动，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但在研究自然资源的代际最优化配置时，资源的可替代性受到很大限制，比如水资源，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而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淡水资源非常有限。现有技术条件下，人类还无法低成本地由海水淡化来造水。因而像淡水资源这样不可替代的资源对人类的发展构成了硬约束。再次，对理性人假设的修正。要解决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不能立足于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的掠夺，而要改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他要使自己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的总和最大化，因此，他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的“人”。他有崇高的精神追求，环境保护、终身学习等成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要保护环境这一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就要通过人类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即通过人类的集体理性来达到，因而其“人”就要是一个“合作的人”和“环保的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技术只是一个外生的变量，是经济人决策的外部条件，作为未来的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就要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知识人”。将这些“人”的特性综合起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社会理性（而非个人理性）的“社会人”。但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社会理性”假设，使该学科所研究的“人”的行为特征不清晰，“人”的目的不明确，再加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跨学科、跨地域、跨时间的特点，使得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至今并不能成为一门系统性的科学，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
经济学理性选择应用于法律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法经济学 法与经济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也可以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法与经济学，大家经常说的“法治”（rule of law）、“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与经济学内在要求的体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只有在有规则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交易和博弈。罗伯特·库特尔1998年在《表释性的法与经济学》（Expressive Law and Economics）一文中，强调的就是这一问题。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美国著名的法与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eedman）认为，“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涉及到三种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论题。第一是运用经济学语言法律规则的效果。第二是运用经济学判定何种法律规则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以便建议应当采用何种法律规则。第三是运用经济学预言法律规则的演化和发展。”弗里德曼认为，第一项论题主要是价格理论的运用，第二项论题是福利经济学的应用，第三项论题是公共选择的应用。实际上，弗里德曼强调的法与经济学是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
关于企业自生能力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市场上面的企业都具有获得可被社会接受的利润，林毅夫关于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
关于企业自生能力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市场上面的企业都具有获得可被社会接受的利润，林毅夫关于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
注：本文是一篇学习经济思想史的笔记，主要参考陈安国等《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