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是抗战片还是黑帮片？
江小鱼
电视剧在我过往的个人影像阅读体验中基本可以归零，我和电视剧的平常关系正如徐志摩的诗《偶然》里说的那种：“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至少从非典至2008的6年中，我看过的电影有几千部，可一集不拉地完整看过的电视剧却只有2部半：国剧《走向共和》、《暗算》和前两季的美剧《越狱》，其余都不过是无意的瞥过和有意的错过。
但2009年的4月，我却一口气连续看了两部电视剧，且全是国剧，一部是《潜伏》，另一部是《杀虎口》，接近我6年的总和。
《潜伏》将“阴”玩到了国产电视剧的极致，内中权谋沉郁更接近《三国》和当下国人最熟悉的人际现实；《杀虎口》则将“阳”提升了一个高度，其中热血喷张的浪漫血性无疑更象《水浒》的精神气质，给当下丧失自由和梦想记忆的国人一记嘹亮的棒喝：你丫天天供车供房供圈子供名牌供体制供主子供眼色供交警供限行供考试供各种有毒食品供各种无趣人生的低眉顺眼的奴隶生活和止高气昂的犬儒主义过的有劲吗？！
《杀虎口》里的人物纷繁登场，悄然落幕，如此美好，而又如此痛苦。这部剧正如导演自己承认的那样只是表面上象一部抗战剧，但它有别于大多数国人在近60年的影像脑海中闪出的八一厂金光闪闪的厂标，小日本的仁丹胡，武工队脸上的两道剑眉，迎着夕阳的余辉倒下的满头白发的大娘，还有后景里永远燃烧着的熊熊大火……这个戏的精神内核，落在一个字上——“义”。“义”字是从古到今中国所谓男性友谊的基础，那些让我们沸腾的黑帮电影里核心的道德体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一个“义”的基础之上。按照白朗的话说，就是对组织的忠和对兄弟的义，是作为男人的两条腿，少了哪条都不成。
《杀虎口》是徐纪周导演的最新原创力作，他擅长尖锐极致的戏剧冲突、流畅紧凑的叙述节奏，同时赋予作品青春的苦痛与躁动不安，以及惨烈悲壮的浪漫情怀。徐纪周曾经反复强调，《杀虎口》是一个披着革命外衣的黑帮戏，对80后的同志来说，就是一部转换了地域和时代环境的《古惑仔》。因为他们的精神气质是统一的，即在情义的底色下所泛出的浓浓的血性。
其实，革命又何尝不是黑帮的内衣？从炎黄、荆柯、刘邦、张角、洪秀全、孙文到现在进行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国人的“败寇胜王文化”本质上全是“黑帮文化”，对没有信仰敬畏的国人而言并没有那么多的大忠大奸，人的命运并不控制在自己手里，很多抉择都是在偶然中完成的，英雄并不如主旋律里展现的那么高风亮节，汉奸也不全是罪大恶极。
在巨大的历史洪流裹挟下，每个人在乱世中的真正归宿就是丧失，丧失，不断地丧失，直到全部的丧失，永远的丧失！就象我曾经沿江而上，在三峡两岸目睹的那巨大的迁徙一样。在巨大而疯狂的意志面前，几个小人物又怎么可能指望靠偶然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只会背道而驰，渐行渐远，最终他们都不过是在向命中早已安排好的巨大失败狂奔而去。
生逢乱世，谁都无法改变悲剧的结局，这是《水浒》《杀虎口》们共同注定的历史宿命感。它们将这层苦痛真实地传递出来，让观众的情绪随着人物命运的不断逆转和碰撞，始终激荡着我们自以为幸福的麻木庸常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包括他国的黑帮片如《美国往事》《教父》一样之所以带给我们长久的感动和震撼所在。
白朗和钱佳皓被日本军人羽田称为杀虎口两个最优秀的男人之一，但他们不是被主流教科书设定的所谓好坏敌我忠奸善恶，他们既象快意恩仇的一双豪侠，也象两个黑帮的二世首领，更象罗伯特•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的对决。他们在自己的人格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情感苦痛和道德上的抉择和武松、余则成、西西里教父以及你我有何不同？！
《杀虎口》当然也是白朗个人的青春成长史，既是一个深具古典英雄主义气质的浪漫农民，也是一个拒绝成长的丛林法则中的大男孩，他不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混蛋，只不过热衷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肆意飞扬。而钱佳皓的身上要更充满宿命感和个人对命运的无奈，也因此离我们当下人的心灵更为接近，为了卑微的生存，人们需要付出多少的妥协和无奈，而这些又是否成为我们放弃一切梦想和自由的借口？
我喜欢这部剧的尾声，血雨腥风散尽，多少故人雨打风吹去，那些日光下永存的事物和万象，不论世事人情，还是空山野花，逝者借尸还魂，今人借古喻今，观者借题发挥，都不过是借用李安的话来说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杀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