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重要的——《有些事，要弄清楚》读后(2009-04-14 15:44:14)标签：文化 分类：阅读
李文倩
《有些事，要弄清楚》读后
李文倩（转自李文倩的博客）
一个粗疏的判断：专制统治的时代，史学必定是萎缩的；当然，萎缩的也不仅仅是史学。史学萎缩，并非指史学研究遭人冷落，研究人员、经费投入均严重不足，致使研究工作严重滞后的状况——在某些时候，史学萎缩的时代恰是史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因此所谓“史学萎缩”，主要表现有二：一、对当代史的“随意”涂抹；二、对以往历史的“随意”阐发。
龚明德先生的《有些事，要弄清楚》一书，旨在修复、还原被篡改、扭曲的历史真相，是对第一种“萎缩症”的有效治疗。《“县委家里”挂的木刻像应该是谁？》一文，作者从对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勘订入手，发现小说初版本第十五章第三段中的“吴满有”在一九五○年的印本中均被改为“刘玉厚”。一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小改动，经过龚明德先生的细致考据和梳理，却从中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延安时代的先进典型吴满有，在“被俘”、“投敌”（龚先生考定，这只是国民党的宣传，事实并非如此）后在共产党领导出版的书籍中被“删除”。政治权力对文化的全面渗透，于此可见一斑。《说“政策性残本”》是难得的好文章，不仅让年青一代的读者开了眼界，更让我们从一个细部进入了历史。作者指明：“所谓‘政策性残本’，是指那些由于特殊年代的执政集团的时效政策原因，所人为导致的某些书刊内容残缺的版本。”由此可见，在极权主义国家的专制统治下，统治者不仅可以给人定罪，甚至某些带有“特殊”符号的书籍也要被“株连九族”、惨遭阉割；文末所引楼适夷的话，更是让人想到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名作《一九八四》，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在“老大哥”的注视下不停地“改来改去”。读完此文，一股冷彻全身的恐惧，从心底漾上来。我深知，历史并没有过去，我们仍生活在一个专制统治的时代：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无任何保障。从这个角度讲，龚明德先生的做工，不仅是为文学史奠基，更是从微观史入手，丰富着当代中国思想史。
对历史的“随意”裁剪和阐发，作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同样值得注意。此一种“萎缩症”，催生了一个特殊而臃肿的品种：影射史学。毫无疑问，影射史学对历史的“打胡乱说”，绝不可能是“随意”的，而是被规定了“方向”的；也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一个框架内“阐释”它，但绝不允许做更多的“发挥”。因此我们说，影射史学泛滥的年代，看似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实则仍是“萎缩症”之表象。“革命”退潮之后，当代学术主流中，影射史学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从学科意义上讲，我反对以任何一种名义来裁剪、阉割历史，使历史事实成为某种观念的图解和附庸。但在此之外，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今天，是什么样的土壤使得影射史学仍有繁衍的空间？在官方利用、擅长揣摩“圣上”旨意者们的杂耍之外，是否还有言论钳制这一层？说到此处，我们可以大致分辨出两种类型的影射史学，一种是权力主导下的“颂圣”之声，一种是个体抗议的“批评”之音。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不是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试想，一个民主、自由得以有效保障的社会中，有必要借历史的幌子来搞“影射”吗？直扑问题本身多痛快，曲线救国多无趣。个人意见，我们可以对“颂圣”之声予以迎头痛击，但对另一种声音，则不一定非要赶尽杀绝——在不自由的社会中，“剿杀”者很容易沦为“官家”的帮凶。换一个角度说，在一个公民权利得以有效保障的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射不影射的问题：个体的某些“过激”言论，学术界有其“自净”能力，可以及时得到有效地矫正；当然，那更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由此我们可以说，影射史学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什么学术难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龚明德先生此书的第三、第四辑，是其读书、写书、交书友、购书、藏书等的实录，展示了一位书爱家的爱书“清趣”，也是一个文化义工为书香社会“增砖添瓦”的秘密宣言。其间颇有妙论，比如：“在一个正常、文明、上进的国家里，真正的书爱家是自然不断生成而且受到这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打心底里钦佩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受到普遍的嘲笑，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正常了、不文明了、不上进了。”直接击中了时代的痛处。读龚明德先生论及藏书的文章，想起本雅明在《打开我的藏书》中谈藏书的语句，抄在这里，算作一个小小的延伸：
这个市侩羡慕他的藏书之后问了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那么这些书你都读过吗，法郎士先生？’‘不到十分之一。我想你不会每天都用你的赛维赫瓷器吧？’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于狮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