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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谈论的现实主义不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而是指一种生活态度、行为指南和处世方式，其实质是一个人的思维世界和行动方式中超越维度、乌托邦维度和理想维度的缺失，甚至是质疑现实之能力的彻底丧失。换言之，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已经不能以不同于现在的方式想象生活的可能性，他的未来就是现在的继续和复制。

雅各比在《乌托邦之死》中指出：“我们日益被要求在现状或某种更加糟糕的东西之间做出选择。其他的替代物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默认（acquiescence）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很少期望未来将会脱离目前的轨道。”雅各比感叹：“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第1页)这种所谓的“乌托邦”，雅各比说，不是特指某种理想，而是取其“最宽泛、最少威胁性的意义”，即“认为未来可能要从根本上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或认为“生活、工作、乃至爱情的未来特征可能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些事物甚少相似之处。”（第2页）乌托邦精神的实质就是想象另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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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曾经是刺穿虚假理想主义和假大空意识形态——它也曾经是一种乌托邦——的利器，是把人类从虚妄的未来叙事拉回现实大地的可贵的务实精神。吊诡的是，在虚假理想主义和假大空意识形态统治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时代，现实主义者反倒是很不现实的。比如，在鼓噪亩产万斤的大跃进时代，一个农民本着自己的农耕经验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尊重现实的人在当时就是很不现实主义的，不现实到要失去生活的权利。

但现实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维护现实、不敢或不能想象未来、不失时机地通过任何方式捞处实利的精神武器，成为犬儒式生存的精神武器。对现实主义原则说“不”的人被认为是“傻缺”——傻瓜加缺心眼。

在不允许直面现实的时代，在假面成为现实的时代，坚持现实原则是要掉脑袋的；而在只能接受现实的时代，拒绝现实原则即使不至于掉脑袋也是要倒大霉的，会受到在上者的压制和在下者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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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比从乌托邦之死谈到了知识分子之死。他认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乌托邦就会逐渐消失。”（《乌托邦之死》第158页）。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乌托邦理念的命运是同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假如乌托邦曾经发现过一个家的话，那么这个家就存在于独立的思想家和咖啡屋的常客之间。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不复存在，乌托邦的理想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乌托邦之死》第156页）

今天的知识分子更像现实的辩护者，现实主义原则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不是乌托邦的守护者或守灵者。这个时代只有为实利铤而走险、慷慨赴死的人，而没有人为理想献身、守灵的人。知识分子似乎也是这样，他们忙于以表格换经费的交易，物质的引诱收缴了他们批判的武器，灭寂了他们批判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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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现实主义的盛行首先是虚假理想主义幻灭的结果，但是却是其恶性和畸形的结果。在虚幻的理想主义破灭之后，并不是没有人认真地寻觅、论证和追求真实的理想——扎根于大地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而不是大一统的理想，可以讨论的而不是只能接受的理想。只有在虚假的理想主义毁灭而真实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又遭受压制、讪笑、排斥的时候，才会盛行犬儒式的现实主义、投降的现实主义、纵欲的现实主义，为了今天的享乐不惜追求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的现实主义。

由于乌托邦维度的丧失，政治已经成为扩大意义上的家政计算。“当今的政治令人厌烦”，“唯一的（政治）问题仅仅是，矿工是否应该每小时多得一镍币，牛奶是否应该提价，或者养老金是否应该延长期限。”（李普塞特语。转引自雅各比《乌托邦之死》第7页）李普塞特的抱怨说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堕落。在阿伦特看来，这恐怕根本就不是政治。难道我们已经真的彻底丧失了想象未来——与现在有本质性差别的未来——的能力？难道我们告别虚假理想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彻底放弃理想、认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