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独裁者”。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毛泽东，给毛泽东的一条罪状，也有不明真相的人跟着这样说。

毛泽东不是独裁者，而是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家。他一生都在为人民的真民主而奋斗，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脚踏实地这样做的，从不口是心非，从不挂羊头，卖狗肉，永远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晚年发动“文革”就是为真的民主而奋斗。

什么是民主？

“民主”，希腊文作为“人民的权力”，德语作为“人民当权”，中国人通常称为“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真民主。后来人们又把民主作为国家的一种制度，与专制相对应。又派生出民主作风，民主原则，民主权利等。现在，我国有些人鼓吹的民主，主要就是指国家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他们心中的样板。因此，他们就鼓吹、传销、贩卖美式民主。所谓美式民主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离和普选。美式民主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有钱人、有权人的民主，而多数无钱、无权人除了四年一次选举外，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

毛泽东的民主是完整的真民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有权人（统治者或领导人）要发扬民主，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无权人）中来，到群众（无权人）中去，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早年和中年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我把他这方面的言论摘录下来附录在后面。（请看附录：《毛泽东的民主言论》）

毛泽东认为，如果民主只停留在自上而下的阶段，还是不完整的、真正的民主。因为这还是“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而广大人民还是处于无权的被动地位，只能等待领导人发善心、恩赐、施舍。如果领导是坏人，不发善心，不恩赐，不施舍，就白瞪眼。因此，毛泽东晚年要为完整的真民主而奋斗。

什么是完整的真民主呢？就是自上而下的民主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结合。什么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呢？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人民怎样才能当家作主呢？

1945年，毛泽东对黄炎培许诺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请注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民主。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9页）

怎样才能实现真民主呢？

要真正实现真的民主是不容易的，几千年来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都是少数人为所欲为，而现在要使少数人的权力受到多数人约束，损害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就等于要挖他们的祖坟。因此，必然要引起强烈的反抗。

毛泽东实现真民主的措施是：一方面是使领导人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走走群众路线，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要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要使多数人有权监督领导人，领导人必须受多数人的监督，要有群众代表参政议政，参与决策。

监督的方式是：在部队中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建立常设的“士兵委员会”，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成员，由士兵委员会对部队干部进行监督。打仗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充分发动士兵进行讨论，让士兵提出作战方案方法。定期向士兵公布伙食账目，听取士兵改善伙食的意见。后来又变成“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是史无前例的。

在工厂有职工代表大会，特别是“鞍钢宪法”中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制度。工人不仅平时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监督领导，还要参与决策。

在农村一般有社员代表大会，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监督农村干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又规定“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各级政府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由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使群众代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如果领导不接受监督怎么办？坚持不改怎么办？

毛泽东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怎么抵制呢？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来造他们的反。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许多很精彩的论述，早在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该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好，应当革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4－326页）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同上327页）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发生少数人市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
“对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要接受，不对的部分要加以批评，不能步步退让，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必须武装镇压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要学段祺瑞的办法。”“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分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同上353－354页）

请注意！毛泽东不是把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看成是洪水猛兽，动不动就调军警去处置，而是把它当成是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矛盾的一种好方式。毛泽东这种思想不是在66年“文革”才有的，而是在56年就有系统的论述，只是那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文革”才开始贯彻执行。
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后来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没有呢？

毛泽东为什么把“文革”作为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与推翻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呢？因为建立新中国只是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前提，人民还没有真正当家作主。在推翻蒋介石的人中，有些人认为，蒋介石骑在人民头上不好，要把他拉下马，自己骑在人民头上才好。这些人还屡教不改，用自上而下的民主方法收效甚微。因此，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发动“文革”，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民主来彻底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政府部门要有群众代表参加，实行革命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群众代表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说话。

自下而上的民主，1974年都载入了宪法。毛泽东逝世后，自下而上民主都从宪法上取消了。因此，人民也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

毛泽东的民主特色是：一、自上而下的民主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结合；二、群众有权用大民主来监督领导人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三、群众代表要参与政府的决策。

毛泽东的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有缺陷，还不完善。在民主的过程中，特别是搞大民主时，具体规定不详，让群众先搞起来再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些好人，要出一些乱子，如“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全的。美国今天的民主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它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妇女都没有选举权；1932年以后，工人组织工会才合法化；1955年以后，美国黑人也还没有与美国白人完全平等；美国总统只能当两届也是二战后才用法律固定下来的。美国是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民主都不能在短时间完成，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更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民主，做起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因此，毛泽东的民主还有缺陷、不完善和不系统，甚至在个别情况下独裁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这是左派、右派和中间派都公认的。既然他不是神，我们就不该像要求神那样去要求他在短短的27年间，就把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搞得十全十美，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要搞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必须在毛泽东的民主基础上，逐渐完善。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因为西方的民主，就连号称最民主的美国民主也还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完全的民主。

奉劝有关人等，不要抛却祖宗无尽藏。我们中国人应当有志气，有能力搞出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少数“精英”所说的美国少数人的民主。如果一提民主就言必称美国，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