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翻翻自己青年时的日记，也是一个乐趣，同时也感到很可笑。但当时就是那种思想活动，“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嘛。

我的一篇日记

 1974年8月30日 星期五

 昨天，我家卖一头一百四十多斤的猪，今天又自己跑回家来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妈妈说：“把它杀了，能卖不少钱。”我想我们已经把猪卖给国家了，得到了钱，猪就属于国家的了。但又一想，家里经济上真不宽绰，留下来，也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外财。是报告还是不报告呢？这公与私的斗争就在我头脑中激烈地展开了。我是一个既将入党的人，自己在志愿书上表示要大公无私，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一切，碰到具体事了，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实际的考验。毛主席说“要斗私批修。”而我不能口头上喊革命，要实际干革命。应该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一心为革命。

事后，不少的人耻笑我，说我太傻。对了，我就是傻，而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傻子是不行的。父亲回家后埋怨我说没和他研究研究就报告了。我说没什么研究的，国家的财产，就应该送还给国家，没有丝毫打折扣的余地。

我的行动，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的那一套臭透了，应该统统扔掉。我要以实际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任凭别人耻笑吧，议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