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国在二十世纪主干的历史称作是一个激烈过渡性的“动员时代”，所以，一直非常关注对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为此，前几年还专门去过中国第一个现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浙江萧山的衙前镇，参观了当地农民运动的纪念馆和一些遗址，并请当年瘐死狱中的农民协会领导人李成虎的后人（纪念馆长）带我到后山，拨开深深的荆棘茅草，去看了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沈定一墓的残迹。

首先的感觉可能会是不胜唏嘘：沈定一，这位当年当地最显赫的望族子弟，本人也是民初风云人物，富有激情，思想、表述和行动能力俱佳的人的最后命运竟会如此——他本人1928年8月28日在返回家乡的路上被枪击身亡，家人渐渐流散，家族衰败，其墓地又屡遭劫难，先是在“文革”中被炸，最近又在商业开发中彻底被毁。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他却曾经是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两个动员者和对峙者的新型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发起人。

作为前清士绅，沈定一还曾在云南担任过知府，但是暗中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辛亥后他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一直很活跃。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的“中共党员”。但不久就因为对于农民问题意见的不同，和陈独秀发生分歧。因为按照当时的主义，是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沈却以为中国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实占最大多数，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

沈定一且为此身体力行。1921年4月他即回家乡萧山开展农民运动，他动用了他已经取得的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个人关系和家族财力。他首先筹办了衙前小学，带来了像诗人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知识分子做教师，这所小学校曾经以它朴实的一副对联感动过直到今天的许多人——那副对联是“小孩子的乐园，乡下人的学府”，横批是“世界上一个小小的学校”。

然后他又运用个人社会关系的网络，以及富有感染力的演说等宣传手段，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对地主开展了抗租减租的斗争。而且他就从自己做起，对自身开刀，首先从自家开始对农民减租。沈定一并不准家里佣人叫他“三老爷“，而是直接叫他的名字。他甚至想出办法，让他的佣人们罢工，而叫他们家里的少奶奶、小姐们亲自洗衣服、挑水。通过这种种行动，他尽量想在农民心目中树立一个并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形象，而是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朴实的劳动者和普通的平民。当然，实际上农民肯定还是把他看作和他们不一样，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精英，而吊诡的却在于，这场致力于平等的运动恰恰是依靠这种实际上悬殊的差别，才获得了如此大的动员力。衙前农运在几个月里一度声势浩大，一些农民并痛打了不肯减租的地主。但它面对多少年来形成的强有力的地方权威和权力机制，却不久还是失败了。而不管这场运动当时的成败如何，我们是完全可以这样说的：没有沈定一，就不会有衙前农运。

然而，在墓地封存了一个人之后，还有多少有关他的记忆和叙述会被遮掩甚至扭曲？记得我当年站在那时还未被毁的沈定一墓的残迹前，的确有一种强烈的世事沧桑感，动员者已经被淡化乃至遗忘，而被动员者站到前台成了主角，这就是如浮云苍狗般的家族与个人的兴衰，而这种兴衰在20世纪又注定要和天下的兴亡、变幻的政治紧紧联系。当年农民的减租斗争很快就失败了，而沈定一也“进城”了，他还是浙江省的议长。但是，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命运呢？那些死去、或因此而遭受迫害的人的命运呢？那些在斗争中结下各种仇怨的人的日后生活呢？但是不是被动员者还是会感激动员者，因为这毕竟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展示自己某些特殊才能的机会？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渴望着摆脱穷困的农民什么时候才真正开始达到他们的目的？也许只是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有赖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政策和市场体制，中国、包括农村地区才迅速的富裕起来，中国人“富强”的百年梦想正首先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但是否可以像黄仁宇一样说，前面的流血斗争仍然有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我走了，走前在衙前镇政府门前拍了一张照片，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人武部）的牌子挂在大门口，却不再有“农民协会”的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