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三十而立小言

刘梦溪

    《文艺研究》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月明风清、君子相交淡如水的朋友。我和他不密，我知道他的存在，他也知道我的存在。毗邻而居，却很少热络过从。我悄悄地对他有一份期许。难得的是三十年如一日的以诚相待。不禁想起逸少所谓“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可不是麽？我和《文艺研究》的“相与”与“相遇”，今已过去三十个寒暑，当时还未届不惑之年。

    也许是“所托”和“怀抱”搭起了“寄”或“取”的桥梁。

   《文艺研究》笔政数易，风格一以贯之。创办人兼第一任主编林元先生，是一位对艺文事业终身以之的人。他是作家，但对编刊办报情有独锺。1945年曾创办《独立周报》，1948年担任过大名鼎鼎的《观察》杂志的代理总编。五十年代则参与《新观察》的编辑工作。他无法逃过1957年那一劫，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当1988年受命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情绪热烈，每次见面，都不忘向我约稿。其实他比我年长多多，为了守护心中的文化理想，他视每个可能的作者都是平等的众僧。他身上有三四十年代老报人的作风。他愿意各种思想都能够在自己的园地得以表达。浅识者以为他左右逢源，其实他自有不可移易的“了解之同情”的所在。可贵的是，后继者孙吴、王波云、柏柳、方宁几位笔政，一依林氏遗风，而勤慎谨勉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文艺研究》就这样办下来了，由双月刊而月刊，转瞬三十年，越办越好。市场潮流冲击，他们坚守学术。艺文思潮跌宕，他们自有宗主。偶尔政教限人，他们不忘兼容。本来同处一院，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不善哭闹的孩童。只做不说，多做少说，是他们行事的准则。这和“力行近乎仁”的孔门之教闇与理合。不必认为他们具有释氏的“觉悟”，在他们只不过是适吾事而已。而不知其然而然，按章实斋的说法，已经“近道”矣。要窾在于，对学问文化，对本职本业，对读者作者，始终抱持日用常行的诚敬之心。故敬业则业兴，一人之业，群体之业，天下之业，莫不如是。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孟子说：“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二程子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文艺研究》诸编辑执事的“居敬”与“持敬”，我留有深刻印象，也是三十年来我对此刊向无异词的一个因由。

    林元1988年辞世，而早在刊业初举之际，已因一次出差滑倒澡盆致右胯折断。此後多年，都是拄着拐杖，步履趔趄地主持编务。有时相遇于途，他依然故我地期期眷眷于他的刊物。他朋友多，耳目灵通。在听完他唽唽嘈嘈的一番广东普通话之后，再回望他蹒跚的背影，我感到一丝凄楚，一丝悲壮。

    除了林元《文艺研究》其他主事并不经常向我约稿，可能是由于我的研究范围已经“弃文”就史。不过只要有文章给他们，总会及时刊载。孙吴说“恭请发表”一语的笑容，至今我还记得。柏柳就严肃了：“我们经研究决定发表，但副题是不是可以去掉？”方宁则说：“已经交给赵伯陶了，会尽早安排。”我的文章大都由伯陶先生担任责编，他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学问根底扎实。方宁的专业来历我不甚了然，只知由他担纲后，刊物面貌大为改观，已有的传统多方面光而大之。改为月刊就是方宁的大胆决策。他为人简重，识见不凡，年龄虽轻，却有宗主。由他主笔政，可谓得人。

    没想到《文艺研究》这么快就三十年了。

    方宁打来电话，希望我略志所感。并发来了《文艺研究》发表的我的文章的目录。共十一篇，差不多平均每三年一篇，不算多，也不算少。而且颇能反映近三十年我的学问历程。关于红学的两篇，发表于创刊的头两年。1981至1983年的三篇，是对文艺学理念和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论述。然后戛然而止。待到再发已是九年后的1992年了，《汉译佛典和中国的文体流变》，刊于那一年的第三期。又过九年，是《陈寅恪与红楼梦》，刊于2001年第一期。接下来是2002年第三期的《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2003年第六期的《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2005年第七期的《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以及2007年第十期的《“艺术是克服困难”——看<范曾>寄遐思》。文章都很长，十一篇的字数竟有十六万之多。而且不受学科的限制，编者并未因“艺”、“文”两字自划畛域。

    那么作为作者，我自然很感谢这个刊物。作为作者和读者，感谢之余则表示祝贺。2006年春天，范曾教授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季羡林先生在医院写来一纸贺语，曰“善来”，毛笔书写，并附梵文。我在此把这一贺语转赠给《文艺研究》——而立之年，功德圆满，自是善来。

［写于二00九年己丑清明後一日，已刊《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