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段时间应酬真多，三天一请，五天一聚，过生、结婚、仙逝、同学会、校友会、研讨会等等一溜儿接着来，完全不像经济危机了的模样。前一阵子病了几天，躲过了几场盛宴，是小辈子替我去出了血；今儿个康复了，得亲自上阵了。这不，今天就去铜粱参加了我大哥的七十大寿喜宴。我大哥这辈子不容易，得给他写几句。

     我大哥是个十十足足的悲剧性人物。

   1940年的5月，我大哥生在当时的中国陪都重庆。可是他很不幸，他的父母许天乙和张凡刚从江苏老家逃过来，是流亡学生，正在乱哄哄的社会上四处打拼，养不活他；于是将他送给了长寿县的一家姓刘的工商业兼大地主，以延续香火并继承万贯家产······

   可惜我大哥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在他不到10岁的时分，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也来到了长寿县，他的养父母自然而然地被镇压了，于是他成了流离失所的街头弃儿。

   当地政府后来终于打听到了他的生父母的地址，将他送回了重庆城。父母亲自然喜不胜喜，送他上学读书，最后还考入了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市立三中，即如今的南开中学。他的成绩很好，原本可以很顺利地升入高中，考上大学，可是他受到了当时苏联农业科学家米丘林的影响，成了他的粉丝，去考了农校，他的悲剧从此而开始。

   1956年，国家急需农业技术干部，年仅16岁的他提前从农校毕业，被分至铜梁县农科所工作。1957年春夏之交，整风反右开始，未满18岁的他竟被糊里糊涂划为右派分子，由此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据称他的罪状是说了句“美国的科技比苏联发达先进”，还和南下部队派来的所长争执过“密植也要合理”。着实难以相信17岁的孩子当时竟会被打成右派, 诸位可以想想如今我们17岁的孩子在做什么?

   此后20年我大哥自然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了谁都可以使唤的阶级敌人和廉价劳动力，农村所有的重体力活他都得干，犁田耙地，栽秧打谷，杀猪宰牛，样样能做，很快就由一介白面书生变成了黑不溜秋的只会干活的牲口和奴隶。

   大哥的受难并不仅仅于他，他的身份也给他的兄弟姊妹许多无辜的牵连---他们不受重用，不能升学，不能得到好的工作····

   1979年，我的大哥因为三中全会之后的政策方得以平反改正。此时他已经39岁，方才匆匆结婚，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然而苦难没有放过大哥。大嫂一直患病，最后丢下他和女儿去了另一个世界。好在女儿聪颖过人，这应该是他一生最大的安慰。如今的大哥早已退休，也娶了一个比他小得多的乡下女人安度晚年，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福分。他这一辈子太苦了，他需要补偿和静养。

   大哥这一生于我，的确说不上奉献和给予，但我知道，他是无能为力，他是蒙难者；他并不想遗患于兄弟姊妹，但一切并不以他的意志而转移。

   我的大哥70岁了。有一点我始终很敬佩他，他从未屈服过，他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右派，他一直在申诉，20年间从未间断。文革末期，在我弄清大哥的冤屈之后，也曾常常帮他邮寄申诉材料，包括寄给邓小平的信件。这很不容易，就因为这，大哥直到平反改正，还一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属于死不改悔的那一类。

   出生即被抱养于人，少年养父母遭遇革命，未及弱冠政治上蒙难···20年后虽被改正却又中年丧妻，大哥这一生很不顺太磨难，人生的诸多苦难竟然集于其一身，实在叫人吁叹。我写下这些话，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大哥的名字叫许大都，是因为生在当年的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