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拙文《读书的悖论（一）》发表后反响不错，最近才知道此文被收录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精彩博文”一栏里面，同时又被推荐到了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办的《CENET网刊（总第60期）》上，一孔之见，倍感羞愧。今天打开博客发现辽宁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作诗先生光临寒博，承蒙厚爱，催人奋进，于是随想把最近的一些想法也写出来，供大家批判！本文的思路大概是：从“人的维度”、“制度的维度”和“心理（或者是心灵）的维度”三个维度解释现象，这方法是刚学来的，但是是经过我个人修改的。我的想法是任何现象必然涉及人，涉及行为，而行为又不是孤立于制度和心理的，这显然是从个人出发，没有考虑集体（不是强权剥夺个人权利的集体，是基于契约和习俗形成的）。当集体加添加进来以后涉及到与集体和他人的关系，因为这会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和福利，当然行为者本身也将受到影响，所以有必要考虑心理维度。当然制度维度最为重要，制度不稳定和合理，个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反映不能合理预测。讲心理（或者是心灵、伦理多可以），我认为很重要，经济学讲求实证分析，也就是“是什么的”问题，但规范分析不能忽视，一期把蛋糕做大，到底蛋糕怎么分？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效应不但受个人收入的影响，还应该受到与周围人相对收入的影响，应该给这个为题留有余地。
读书与中国的精英型社会制度
走在乡间，一个读书人人家称他是“知识分子”，显然这里的读书人已经远远超出了读书考试的范畴。可笑的是，即便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上看你是不是读书人，书读得好的人总要通过考试来看，或许这是长期形成的经验，人们根本就不问为什么。到了今天，看一个人知识怎么样，读书读得怎么样，要看看这人是不是有高学历文凭。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缺乏弹性的地方（个人认为至少教育制度缺乏弹性），事实确实是一个有博士文凭的人要比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人在同等领域强出许多，人们对于高学历人群更加的信赖。我以前撰文说过一个社会太过于依靠和信赖的精英阶层的时候，社会的贫富差距可能加大。一旦存在的精英层成为一个利益的集团，他们会代替民主，成为全民福利的设计者，发展的后果可能倾向于披着民粹主义的外衣，敛聚财富，为利益集团谋利益，而脱离整个社会的最佳存在状态。这是另一个主题，不是这里的重点，就此罢休。
遇到解释不清楚的问题时我老是怀着看看历史，看看别人的想法，结果是效果要比预期的好。谈读书的问题，我尝试着利用人、制度和心灵的三个维度去解释，制度本身最为容易做比较，当然现在的学术界对制度作比较分析和研究亦是非常热闹。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我一贯喜欢从希腊文明谈起。整个西方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不论是文化、教育、政治、科学技术，希腊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即便是近代以来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精神之上的。说考试制度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也就是考试在传到西方之前，西方文明几乎不曾有过考试，几乎不知道考试时何物。是西方人愚笨，还是考试本身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在漫长的人类演化道路上，硕大的西方竟然没有演化出考试制度？我的解释是中国人对于读书的意义知之甚早，西方则不同，直到近代的弗朗西斯.培根，苏格拉底倡导的“学以致知”才败给了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 学以致用” 。“学以致知”是古希腊哲学的最高理想，探讨自然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内容，朴素直观的辩论性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方法。中国不同，哲学、政治、宗教、道德和制度变迁经常是搅在一起，古代的中国一个有名的读书人一般是有名的哲学家，通常又是道德的说教者，和政治上的卫道士。概括起来：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
自古以来，读书的功利色彩就十分浓厚。这一方面固然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一方面恐怕也与流俗风气相关。战国时代的苏秦就是一例。苏秦劝说秦王失败时，身上的紫貂皮袍破旧了，带去的银两花光了，生活没了来源，只好别秦回家，一路上裹着绑腿，穿着草鞋，挑着书箱行李，神情憔悴，面色黄黑，真是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到家时，正在织布的妻子不下机来迎接，嫂子不肯为他做饭，父母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苏秦于是发出沉重的慨叹：“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先咽下这口窝囊气，并开始向书海的更深处潜游，经历了一番别的读书人难以做到的苦读：“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他坚信：“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读书目的十分了然，即为猎取功名富贵。
到了这里问题显而易见，也到了核心，中西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何以导致不同的制度变迁，从而让读书成为我所说的“悖论”？我想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但现有的答案显然不是很令人满意。
读书、考试和中国的精英社会结构结合，便将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演化成为今天的涉及人、制度和心灵的三维问题，就此三者并没有成为一个良性的系统，我称其为悖论。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和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是一个精英型的社会，而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精英的唯一标准就是读书，并最终通过考试。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的方式来判别和汇聚这个社会的精英，但都失败了，例如察举制下的举孝廉和封建制下的世袭制。精英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极为稳定，越往上利益越多，人员越少，进不了这种体系的人对于制度本身极为痛恨，一旦进入利益使得他们对于制度极为满意。但问题是大多数的痛恨和不满为何没有摧垮中国的精英社会结构？无疑考试制度是一种相对于公平的制度，但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掩盖了整个精英统治的虚伪性和不公平性。当制度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时，长远和隐秘的制度环境并不会获得多少人的关注。那么即便是通过考试进入也并不能说明考试制度本身，还有精英制度有多么的公平！
可能是统治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才将读书和考试作为进入这种权利体系的门槛。在近代以前，显然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于人力资本做出过正确的评价，即便是统治者也没有料想到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本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在古代，读书本身是用于考试的，考试成功就要入仕途为官，所以过多的知识积累并没有给一个读书人经济上的补偿，所以两类人走了西方的路——学以致知——已经考中的对于诗词有兴趣的者和预期考不中的但可以通过读书带来经济效益的人，显然这两类人在当时还是极为稀缺的。到了近代，读书获得学问和知识变成改造世界的工具，知识有了实用性。但遗憾的是现行的制度还是把读书和考试相连，在单极秩序（集权国家），任然把读书考试作为选拔精英的方法，加上单极秩序制度缺乏弹性，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的基础个人秩序的问题，所以现在看来是极为失败。人为地设计制度，失去了制度演化的功效，也正是这样人为涉及制度的利益集团和路径依赖长期存在影响着制度变迁和事物演化的秩序。
具体说来，读书本身显然已经不再是学习教课书，尤其在自由的社会应该赋予更加深厚和广泛的内涵，应该是对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以此为基础，培养我们的理性和同情，尝试着构造自由和和谐的社会。此即笛卡尔追求的“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的教育，此即马一浮鼓吹之宋儒“理一分殊”的教育，此即王阳明经三变而成的“致良知”的教育。总之，是由分门别类的知识，经过批判性思考而实现心性对外在世界的自如把握。这一点依靠任何集体的设计视乎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人毕竟不是同质的，个人认为要想有新的突破，可以从不受恶意约束的读书上面多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