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一”儿童节。这本是一个让孩子们开心、家长们高兴的日子。然而，当我们一方面为孩子们日益长大、懂事而欣慰的同时，另外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却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那就是，现在的儿童安全成长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据报道，自2000年以来，仅广东东莞就发生243宗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008年，广东审理猥亵、强奸儿童案件 300多宗。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意外伤害始终是中国0-14岁儿童的死亡首因。根据“全球儿童安全网络”公布的数据，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的死亡首因：中国每年有超过20万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每三位死亡的儿童中就有一位是意外伤害所导致，意外伤害死亡发生率是美国的2.5倍、韩国的1.5倍。而深入的调查表明，性侵害、拐卖和意外伤害等三大影响未成年人安全成长的案例，多以农村为主，特别是发生在那些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的家庭和孩子身上。

    这里面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些没有履行监护权的监护人，怎么来管理？鉴于未成年心理、生理的不成熟，鉴于未成年人和家庭的特殊关系，有关法律在设定未成年人保护责任时，把家庭保护放在第一序列。但是，在现行的情况下，一旦父母没有履行保护与监护责任时候，如何监管，有谁来监管，出了问题怎么补救等等，都还是空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农村未成年人安全成长的环境不如人意的局面。

    之所以特别提出强化对于家长监护权履行情况的监管问题，是由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将会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存在着。那就必然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工作，留守儿童的问题短期内就难以解决。在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的情况下，如果对于未成年人监护权得不到切实落实，他们的安全成长环境就得不到根本改善。那么，如何监测未成年人监护权有无得到保障？面对着那些成天为了家庭和生计奔波的父母们来说，谁来协调他们必须兼顾打工挣钱和监护孩子的双重任务？而当发生了未成年监护权不落实，谁来对没有认真履行监护权的监护人进行处理？虽然现有的《未成年保护法》，对公检法、行政机关、妇联、共青团等机构的保护责任都做了要求，但是具体的监管部门是哪个，并没有具体作出规定。多头管理往往意味着没人管理，这在日常的管理中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而责任的缺失必然产生问题。

    我国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或者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农村问题无法绕过。而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优先解决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现代化。更加关注农村未成年人的成长，不仅是解决当前孩子安全成长的需要，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任务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要高度重视农村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特别是要明确责任部门，切实承担起协调各方，加强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村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落实问题，为孩子们成长营造一片明媚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