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留住我们的根

——听谢辰生先生学术报告

谭汝为

今天（2009年5月4日）下午，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学术报告厅，怀着敬意聆听了中国文保泰斗、88岁高龄的谢辰生先生的学术报告：《中国文物保护六十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之名家讲堂”的第四讲。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穆森先生主持报告会，百余名听众出席，谢老的报告激起阵阵掌声。

（谢老伏案写作时，在凝思……）

谢辰生先生，著名文物专家，考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顾问。曾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他1922年生于北京，其兄谢国桢（1901-1982）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受家庭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年轻时来到上海，师从著名文史专家郑振铎（1898-1958），任郑先生的业务秘书，参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辰生随郑振铎先生到刚组建的国家文物局工作。郑先生任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王冶秋（1909-1986）任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的文物法规，都由谢辰生先生主持起草或执笔。老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60年来从未中断，与文物保护终生结缘，对中国当代文物工作了如指掌。

（谢老坐拥书城）

谢老今天的学术报告，如数家珍，絮絮如话家常。他以大量翔实的材料介绍了新中国文物保护从的艰难起步到不断发展的历程，可谓顺逆交互，悲喜交加。谈到我国的文物流失，他说：“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

    解放前，因海关不独立，中国大量文物陆续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进入较好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谢辰生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有效地结束了自清末民初以来文物大量外流的历史。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谢老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谢老介绍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老一辈领袖人物对文保工作的支持。谢辰生认为“文革”时期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譬如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同时，周总理就已安排一个营的军队驻守故宫，任何人不准擅入。在十年浩劫中，故宫文物纹丝不动。

    在“文革”中，谢辰生作为国家文物局的留守干部，他讲求策略，巧妙地尽自己所能来保护文物。在起草《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谢老还介绍了文革结束、进入新时期后，胡耀邦、万里、李瑞环、谷牧等领导同志对文保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谢老愤慨地说：“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他多次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推动了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对于中国文物保护60年的历史，谢老用四句话做了言简意赅的总结——“成绩辉煌、破坏严重、问题突出、任务艰巨”。老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关乎中华民族文化的存亡。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就要高度重视文保工作。否则历史就断根，文化就断魂！保护文化遗产，就是留住我们的根！”老人的铿锵话语和坚毅的面容，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

谢老身患癌症，不久前刚出院。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学者，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奔走呼告。老人家拖着病体，不顾高龄，坚持做了3个小时的报告，使与会听众深受感动。演讲结束时，掌声热烈而长久。听众涌上前去，和老人亲切握手问安致谢：“谢老，谢谢您！”“您多多保重！“祝您愉快、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