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

因拜读了张敢明先生“历史性难题与理论创新”、“金牌等价公设”、“公平竞赛模式”、“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文章，有感而发，始有本文。张先生在诸多文章中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建构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价值体系，并努力探索经济价值的形成机制和对社会主动性劳动激活机制的问题。在我的阅读历史中，从世界范围说，不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专著，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畅想，应该说读的中译本不少（因不懂英语，故只能读中译本），但是，专注于价值领域，旨在寻找公平与效益的杠杆最佳解，并寻求公平下的价值激励机制的文章，几乎从未读到过。如果说在拜读张先生的文章前，在我的感觉中，朦胧的出现过这样的念头：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需要一套完善的价值激励机制和确保价值激励机制正常运行的政治机制，在相互激荡与制衡中推动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良好发展，促使我国经济相对动态均衡发展模式的形成，否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免不被具有官僚资本思想的人所破坏。但拜读了张先生的文章后，这一朦胧意识清晰起来了。

一、自由经济的合理性是一种心理上的价值认同

通过张先生的文章，我们发现，自由经济所谓合理性，只存在买卖双方的心理中，因为，物质价值的体现在于双方对于价值的认同，而不是客观价值。也就是说，自由经济的价值体系是一种动态的心理价值。比如，同一个厂子生产的同布料、同质量的衣服，在同一家商店购买时，因为不同时间和不同侃价能力的人，也会有很大的价格差。由此可知，自由经济价值合理性是建构在虚幻的心理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客观价值带来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购买同质同量衣服的人聚到一起，并且交流购物经历和衣服价格时，才能了解到真正的价格差。如果价格差不是太大，人们在心理上会自觉寻找差异相对合理的自我安慰理由，但如果差异过大，并且大到人们心理无法承受的程度，人们就会大呼上当。

由此可知，自由经济的本质是违背客观价值规律的，因为，一，虚幻的价值合理性，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只有欺诈，没有相对客观合理性的世界。二，正因为如此，虚幻的合理性又使经济价值，陷入到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潜机制价值文化之中。三，由于潜机制价值文化长期盛行，使人类失去了对相对客观价值的判断能力，更不用说对相对客观价值的追求了。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此处只所以说是相对客观价值的根本原因，在人类经济生活中，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绝对客观价值。

二、最优配置的观念源于对强势资本的正确判断

自由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经济是一种市场最优配置机制。其实，市场最优配置机制，从理论上说是建立在对强势资本的正确判断上。我之所以说市场最佳配置机制是建立在对强势资本的正确判断上的原因：一，只有建立在准确的客观价值和信息完全均等化，或者说信息完全对称化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而又合理的需求性配置，而不是资本优势配置，才有可能做到市场最优配置。二，事实上，自由经济所谓的市场最优配置是一种基于资本优势的资本强势配置。三，市场最优配置规则，本质上是对强势资本的保护规则。所以，有人认为最优配置的观念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我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时代的经济学都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也就是说，马克思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弗里德曼则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一般而言，由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与产品，以及消费能力的相对稀缺性，形成了占有与发展的矛盾。当这个占有与发展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形成占有率膨胀式涌堵时，经济危机就发生了。所谓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消费相对均衡、同步互动的闭环链，由于占有率过度膨胀导致的大众消费能力极度萎缩，打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闭环链的循环往复能力。对于这个问题，张敢明先生在“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文中有精彩描述，恕不赘述。

经济危机一旦发生，修复危机的过程必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占有率、大众消费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这三大结构，从严重失衡到在失衡中艰难启动，不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需要启动新的政治机制，确保其经济转型。但是，不经过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模式的转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走出经济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经济危机，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失去消费能力的问题。因为，消费能力永远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发动机。因此，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解决大众的消费能力问题。其它的救市方案或方法，不过是为解决消费能力的服务手段。

三、心理价值代替客观价值是自由掠夺文化的呈现

张敢明先生的文章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自由经济模式使心理价值代替了客观价值。如果单纯的从经济价值角度看问题，因为相对客观价值的存在，必然使人容易辨认其中的不合理性。但恰恰在这个人们容易辨认的地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护其保护资本利益的目的，又创造了自由经济文化，借以掩盖资本自由掠夺的本质。经济危机是资本自由掠夺机制的必然，亦是不治之癌。但对这个不治之癌，也就是占有率膨胀导致的经济涌堵也即经济危机现象，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叫社会主义。在拜读张敢明先生的文章前，我一直不知道爱因斯坦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社会主义。爱因斯坦为什么拥有那个社会主义的梦想，张敢明先生没有论及，但是我猜想，作为伟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必定要以其非凡的智慧，洞悉了资本自由掠夺机制给人类带来的不尽灾难。我以为，资本自由掠夺机制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本自由掠夺文化深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视其为存在的唯一合理但又必须践行的社会价值法则。

写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毛泽东主席生前为什么一再强调文化革命问题，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问题。

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即是一个政治机制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即文化问题。比如，十个人创造了同样的经济价值，一个人占有了十分之九，其余十分之一由九个人分享，有的经济学家称其为效益好，发展快，而如果十个人创造的经济价值由十个人共同平等的分享，有的经济学家称其为没有效益、发展缓慢，甚至有人干脆称其为经济崩溃。但对另一类经济学家来说，比如说对马克思经济学者们来说，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也就是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和确保价值激励机制正常运行的政治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四、建构客观的经济价值体系是建构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的前提条件

张敢明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建构客观的经济价值体系是建构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的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客观的经济价值标准，便无法衡量个人或社会创造的经济价值。无法衡量个人或社会创造的经济价值，便无法建构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当然，建构客观的经济价值体系或许十分艰难，虽然如此，张敢明先生还是经过艰辛努力，为我们构画了相对客观的衡量经济价值标准的基本蓝图，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有感于此，我才重新思考我国的经济问题。

结束语

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需要社会主义平权文化和平权机制的支持，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的平权文化和平权机制，价值激励机制就没有制度性保障，这是一。其二，经济机制问题，即是一个思想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机制的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政治机制，政治机制决定经济机制。也就是说，思想文化领政治机制之先，政治机制是经济模式的保障。其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反过来看，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提供保障。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首先是个人民群众的平权思想文化的问题，其次才能谈得上相对客观的价值激励机制。以上为我读张敢明先生文章后产生的联想，欢迎有志于社会主义价值激励机制的朋友批评指正。

200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