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Twitter上尝试过采访一个新的用户：@violakrebs，当时半个小时就有超过20人去跟随她，令她感到很震撼。但是很可惜，上周在旧金山碰到她的时候，她说还是没有把Twitter用起来。我开玩笑说你损失了一大堆社会性资本。

今天不一样，我采访的是专门研究媒体和网络的胡泳先生（去问Google他是谁），在采访前只是和他有一个短小的信件沟通。他非常高兴和我一起来做这个实验。可以畅想北大的教授们如果都像他一样，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新五四精神。于是，试探着发出第一个@消息，然后就在一个小时内有一搭没一搭地完成了十个问题的采访。

好，需要汇集分享一下访谈的内容。（等等）突然收到一个邮件，原来已经@liumiao 已经同步整理了访谈内容并且第一时间发了过来。不奇怪，这就是公共空间的访谈，我采访胡泳，大家在采访我们……一个广谱并发的媒体空间实验。本来我算是原创，现在变成了要引用@liumiao 的作品。唉，没办法，这就是新媒体的穿透力和破坏力。

在新媒体上进行的有关新媒体的访谈（整理版）

　　访谈者：毛向辉 http://twitter.com/isaac
　　受访者：胡泳： http://twitter.com/huyong

　　#1 作為中國最早感知互聯網浪潮的一撮人，當時和現在有什么差別？
　　当时是亚当和夏娃的简单乐园，现在“失乐园”了，成了丛林。盛行丛林法则。

　　 #2 可是《數字化生存》并沒有考慮到那么多復雜情況，是否還是過于理想？
　　《数字化生存》的最大价值，是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建构成分是比特而不是原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今日众多产业面临绝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修墙。当然，我那时和尼葛洛庞帝一样，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闪闪发亮的比特”。

　　#3 可是我還是有疑問，尤其對中國，比特對傳統的思維催生變化了嗎？
　　传统思维的变化不是一日之功。比特开启了众声喧哗的进程：我们原来鸦雀无声，一旦有些机会说话，谁都不会好好说话，只会聒噪。但不要小看说话的作用：它是心理疗伤，疗中国千年专制之伤。

　　#4 正要問《眾聲喧嘩》這本書，大家是喧嘩了，可是獲取手段多的人似乎更焦慮，那么沒有信息的人似乎反倒很安逸，這是真諦嗎？
　 　好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获取了更多信息的人要致力于发起更多的对话和讨论。有时候我们用新技术武装至死：我们如此陷入技术的拥抱之中，忘记了社会的基本面。今天中国需要的是对一系列社会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一个拒绝讨论重大问题的文明，不是导向极权主义，就是通向死亡。

　　#5 你的電視媒體實踐也產生了很多影響，例如CCTV-2的變化（我叫#CCAV)，是否更有相互比較的意味
　　我反对有人主张的对央视的新闻、宣传节目与网络都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说”的“四不”政策，因为每一寸阵地都值得去争取

　　#6 在《草根不盡》報告導讀中，講了媒體和權力的關系，新媒體似乎更激進地改變這種關系，但是也被有效地鉗制在一定強度內，縱觀媒體史，會亘古不破嗎？
　　福柯尝言：“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新媒体就是要既反抗“不”的高压，又反抗“是”的贯穿；既牢记奥威尔，更不忘赫胥黎

　　#7 在美國，傳統媒體產業已經惶惶不可終日，四處尋找出路，這種先發焦慮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國媒體軟轉型？
　　报刊和书籍更容易转型，因为它们的市场化较高；电视很难，因为中国电视有着畸形化的结构，且有意识形态和垄断的双重挡箭牌。无论如何，450亿元的外宣投资不会鼓励转型。

　　#8 这个外宣媒体让我很困惑的，是不是会解决很多外国人就业的问题？
　　南加州大学传媒系尼古拉斯•卡尔教授有个精辟之见，他把中国政府通过报纸、电视和文化交流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称作是“通过对外宣传的对内宣传”。换言之，对中国政府来说，让中国人看到他们在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文化更为重要。很多人在质疑外宣的效果，这是树错了靶子

　　#9 那么中国教授呢？在教室里，是否也需要時常自我審查？尺度是什么？
　　尺度？跟媒体的情形一样吧，存在于边界的试探之中。当年关于淫秽物品的界定在美国有个笑话：淫秽物品？它从来不能成功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界定，但是当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它是。在中国，言论的非法与失当，也是如此吧。

　　#10 如果倒退回20年，有互联网，是不是社会看上去比今天更乐观一些？
　　呵呵，回到未来……80年代是中国60年最好的时光，那时，至少有“两个重大”——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想想看，用互联网实现两个重大，是不是更乐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