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悠久史，近170年，外因成为促进中国内部变化的主要因素。中国，从1839年广州禁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花了110年，再经60年建设，2009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7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发达国家，刚刚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因中英贸易逆差，英国流氓商人通过印度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以弥补茶叶、丝绸等贸易逆差，引发1839年林则徐广州禁烟。接着，便有了1840年至1861年的两次鸦片战争。

●     1840至1861年，两次鸦片战争，引发中国的“洋务运动”。

●     1895年，反对中日《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引发中国的“戊戌变法”。

●     1901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的《辛丑条约》，引发“辛亥革命”。

●     1919年，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引发中国的“五四运动”。

●     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导致“中国共产党成立”。

●     1936年“西安事变”与1937年“七、七事变”，促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     1945年，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促成了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

●     二战后，“东西方冷战”、中苏交恶，逼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1989—1991年，“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     2007年，美国“次贷恶化”，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促进中国经济调整……

1839-2009，整整170年，受外部各种各类的野蛮侵略与无情打击，导致中国社会变革。外因促进内因变化与发展，成为近、现代中国变化的主要因素。

三度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1]第十六章标题为“做一天中国（仅仅是一天）”。说明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也有其不可比拟的优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中国的国家政治落后”、“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等，都不是十分正确的判断。中国需要科学地看世界，也需要科学地看中国，更需要科学地发展中国。促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在内的中国文化，全面可持续发展。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始终在“船坚炮利”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等意识下，生活了170年，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不得不承认，从1870年容闳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技之发达、物质之丰富、生活之富裕，从心底里由衷敬佩。我们实际上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经济为标杆，除政治外全面学习资本主义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近30年，“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接轨”、“全球化”等，是历史的延续，是由被逼到自觉的变化过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中国人近现代生活的大背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近30年的大政方针。没想到，获得了许多个世界第一。尤其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朝思暮想的粮食和钢铁，年产量都已超过5亿吨；始终紧缺的外汇，达到两万亿美元；2008年外贸总额世界第三；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三；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0多美元。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由长期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

2009年 3月31日，世界银行发表预测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将下滑1.7%。联合国5月27日在纽约发布的《２００９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说，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负2．6％，较之其年初预测的负0．5％大幅降低。全球贸易状况，报告称：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下降了40％，预计2009年全年的全球贸易额同比将下降11％，“这将是自上个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目前，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从1927年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2009年5月28日，随着通用汽车公司主要债券持有人接受了修订后的债转股方案，该公司驶向破产保护已基本没有悬念。据当地媒体报道，通用或将于6月1日，正式宣布根据《破产法》第１１章的规定寻求破产保护。通用的倒闭，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是因为资本家剥削工人过度的结果，反而是工人福利过度导致其倒闭。

资本主义的“老师们”再次倒下了，马克思主义似乎也解释不了这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理。中国政府副总理王歧山，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八十周年的晚宴上，当着数百位银行家的面，直言金融危机的起因就是金融人士因为贪婪忘了基本戒律。王歧山的直言让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从英国工业革命到“二战”前，世界是“明着抢”的强盗世界；“二战”后，由“明抢”变为“世界金融体制”下的“印钞大盗”、事实上与蒙骗无异的“‘金融衍生品’、‘毒债’大王”，其花样翻新的剥削手段与欺骗性，已远远超出马列时代所描述的图景。

2009年后，西方将会极力维护其金融高端分配模式，最多就是对某些环节加以修正，加大其欺骗性，决不会放弃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新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冲破世界现有强权模式，“学习周小川^[2]”，用说理的方法与创新理论争取世界话语权，用科学理论与实践创造政治上多极、经济上多元的世界。这不是革命，是人类社会文化进步与科学，是因为“老师”的生产、生活模式是自由、无限、超能力增长模式，是以“央格鲁--撒克逊人为本”的人性道德架构，世界其他民族和大国不可能复制所致。

西方创造的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超过其承受能力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当今中国，应以“东方文化主导”论代替“西方文化中心”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自19世纪中叶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已经历了几次对传统文化的省察和反思。但是一百多年省察和反思的结果，却是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板子打在了传统文化身上，传统文化承担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积弱积贫的一切责任，于是，蔑视、嘲笑、批判和否定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潮。

但事实是，这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除了让中华民族的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空前摧残和破坏外，还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成千上万匪夷所思、滑稽可笑的人和事，留下了太多值得中华民族去思考、去反省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中国政府做出了弘扬民族文化以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选择，中华民族开始以理性的心态，而不是情绪化的心态，再次反思我们的民族文化。

一百多年前，先辈们提出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又再次摆到我们面前。当然，对待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并非一切都好，一切都具有现代价值，它有精华，但也有大量封建糟粕的东西，如权力崇拜、个人崇拜，封建等级观念，专制主义、个人迷信、封建家长制、闭关锁国、践踏知识与人权、任人唯亲，唯书唯上，官本位，皇权思想，依附性人格，缺乏国民、公民意识，缺乏民主、法制观念，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科学精神，重农抑商，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体，反对竞争，轻视效率等等。这些都是封建落后的东西，还对我们当今的社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去判断、去甄别、去筛选、去批判，但过去那种对传统文化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怀疑、否定和批判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17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们发现，对传统思想骂了一百多年，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上来，回到了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来。我们的检讨、省察和反思的内容很多，但不出“古今中外”四个字，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文化的可持续性，总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与更新中有所取舍，但可持续性强调其变中的不变，能够得以传承下去的文化精髓，即留住中华民族文化之“根”，这样的“根”，我们没有认真去清理、整理中国历史的沉淀。

儒家的道德教育方法体系，是由克己自省迁善改过的修身自得方法、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的实践示范方法、循序渐进积善成德的持续培养方法，以及环境渗透制度规约的熏陶管理方法四个不同系列构成的。主要突出思想体系与文化底蕴、弘扬超越与借鉴融合、传统分析与现代价值、学问立言与修身立人四个相结合。

我们应深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观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哲理化过程；深入挖掘传统民本思想潜力，发挥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功用。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若深入发掘，对于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以及21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文化不仅应在处理国内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更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儒家的和谐思想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发展^[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理念，理应成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重要载体；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思想武器。传统文化所凝聚成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文化对化解人类面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生面临的种种困惑能够提供有益、有价值的帮助。

 

 

特色，就是个性、特殊性。共性，就是统一性、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共性的统一，必然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制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要素之一。中华民族文化体系整体上大于、高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必须接受中华民族文化的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需要，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来改造而是优化中华民族文化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之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4]。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用辩证法改造以前的唯物主义，并辩证唯物地概括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和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最完备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新型哲学——唯物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他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称唯物辩证法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称为“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东西是唯物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和“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凝聚在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五句话之中。科学发现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精神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当今中国另一个主要特色是垄断。垄断的原意是独占，即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个经营者。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和扩大，原来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市场迅速融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市场的建立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垄断组织即托拉斯的产生和发展。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即美国石油业第一个托拉斯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开始，托拉斯从而在美国成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势力。过度的经济集中不仅使社会中下层人士饱受垄断组织滥用市场势力之苦，而且也使市场普遍失去了活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反垄断思潮导致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诞生。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从而也被称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之母。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一个判决中指出了谢尔曼法的意义，即“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垄断不仅会损害企业的效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遏制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竞争精神，而这种竞争精神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5]。

垄断，本来是一个经济概念，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垄断是一种普遍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大都处于垄断状态。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就是在国家权力与权利垄断状态下，中央政权向下层层委托代理制，这是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延续。这种政治垄断，保证了中国多民族长期大体上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制度保障。在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这一延续了2000多年的社会管理制度。否则，东亚就会欧洲化，花上一百年分裂、纷争，再花一百年实现联合，最终不过就是一个“欧盟”模式的“中盟”。

经济垄断，的确有其缺限，但我们要反对的是行政垄断，而非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市场的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垄断，经营这些部门如果进行竞争，则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市场秩序的混乱。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对自然垄断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依然最小，该行业就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是节约与效率的需要。

因此，中国的特色需要深入研究，政治权力垄断是国情使然，自然垄断是经济规律的必然。除了这两种垄断之外，还有暴力与税收就必须垄断。

但是，也不是说除上述垄断外，其他的都是可以竞争的。还有“准垄断”、“准竞争”两种状态。例如，社保、媒体、文艺等行业，就需要国家“准垄断”；医疗、教育、科研需要政府“准竞争”。“准垄断”与“准竞争”的关键，就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针对不同行业与事业准确定义垄断的含义，把握好垄断与竞争分量的度。例如：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垄断其定义，应该是充足稳定的财力的支持与引导，而不是限制与制约。其他竞争的行业，政府就不必插手，让民营经济和外资自由竞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要概括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精髓；垄断；竞争。

 

管理是管理现在，领导是领导未来。领导，就是设定目标，率领和引导组织或个人在一定的时境以及其他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计划或方法实现该目标的行为过程。有分工协作，就必须有领导。领导的本质是一种影响力，即领导通过其影响力来影响追随者的行为以达到组织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层面就是设定目标、最高决策建议与在分工协作条件下的领导。即目标设定、决策建议与协调三大职能。

其实，中国最高权力架构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未来”；中国政府——国务院是管理“现在”；全国人大“立法、决策与监督”。我们没有必要在国家权力分工与党的职能上折腾，需要做的是如何强化三者的职能，分清国家政治分工与合作的边界。如：全国人大有无监督中国共产党的义务；人大监督的核心内容与工作规程；军事和司法领导权归属；各民主党派在21世纪的主要工作任务；《宪法》是否应该进入司法程序；在党内和国家最高与最低层两端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等。这些问题，是管理国家的科学与人类规范的必然要求，“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与“赛先生”（科学science）我们是不能回避的。

从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后，中华民族始终是在学习别的国家先进经验，中华民族的主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其“科学领导中国，科学发展中国”的任务尚没有完成，尤其是其国家管理理论没有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目前，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即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已经走出中国，连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现代人类社会顶尖理论要点。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时地在国际场合振振有词指责他国“这不对、哪也错了”，美国政府则更直接，每年发表一批文件，“激扬文字，指点地球”。其底气何来？其直接来源不是其军事实力，也不是他的GDP，更不是技术，而是他们有让•雅各•卢梭的《契约论》、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他们推销自己的文化手段，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国际化。

中国社会正式面临人类文化转型期，我们不向世界推销任何东西，但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不能永远做“学生”。

我们没有领导全人类的打算，只有建设好自己国家的初衷。也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想法，只有在世界竞争条件下，公平争得自己的正式当权益。更没有输出贫困与革命，而只是保卫自己的领土、海疆与国家主权完整，成为世界平等、公平、公正交往的一份子。

具有和善本质特征的13亿多人口的中华民族，需要有自己的、现代的、系统的、科学的、属于人类的文明理论。这一“文明理论”的建构，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最终“垄断”下，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与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吸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乳汁，逐步完善与形成。

社会政治、文化理论的先进性、适用性，直接促进或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是一国“软实力”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