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默动静，贞夫一也”
戊子岁尾雅集开场语
刘梦溪
背景
2008年11月30日，中国文化研究所“戊子岁尾雅集”在国际俱乐部饭店举行，杨振宁、何兆武、戴逸、冯其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李学勤、王蒙、范曾、余敦康、李希凡、严家炎、陈平原、沈昌文、董秀玉、于丹等师友与会，并分别作了讲话。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莅临并讲了话。本所全体人员与会。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北京大学学报的友人与会。主题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创立20周年。
会场清幽雅静，自由交谈论道，享受西点美食，并插以抽签抓彩，范曾先生准备“至乐”、“大乐”、“快乐”三个阶次的书画奖，伴以古琴家吴钊先生的《忆故人》和《阳关三叠》。老友叙旧，或抵掌以谈，或拈花而笑，欢声笑语，乐何如之。上午不知何时而始，下午不知何时而终。会上发言及互动情形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漶漫自在如初始，老友叙旧岂云工。
开场语
《中国文化》杂志，我们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已经二十年了。没有想开会。所内同仁觉得不妨有一个会。可是我对值不值得不无怀疑。开会说什么呢？一次文化部请来一些专家研究艺术和文学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问题。京剧名家杜近芳发言，开头第一句是：“盘古开天地，领导不容易。”那么如果我们开一个什么会，倘若有人说“‘文化’二十年，如何不容易”，我们情何以堪？还是没打定主意开或者不开。前两天知道李泽厚要返回美国，我想，要么就开吧。所以今天大家就来这里了。名称叫“戊子岁尾雅集”，请柬来不及事先寄呈，各位的座位上放有一份。
《中国文化》创刊的时候，也开了一个会，二十年前，在王府井中华书局的会议室。李泽厚也参加了，当时还有金观涛和刘青峰。我记得李泽厚有一句名言，他说，“我很赞同创办这个刊物，金观涛要走向未来，刘梦溪要走向过去，我都高兴，都赞成”。你这话也许有很深的含义。我是有点要“走向过去”，我在创刊词里写，要了解今天，了解未来，需要了解过去。当时是八十年代末，大家都要走向世界，所以我说，如果世界也能走向我们，也是我们的私心所愿。二十年过去了，虽然不能说，现在的世界已开始走向中国，但是中国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还是把它当做一个自由的朋友间的聚会吧。因此，我们请的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朋友，梦溪本人的朋友，或者说，大家都是中国文化的朋友。在座的各位都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以及《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有这样那样的渊源，文化的渊源，或者其它什么渊源。
我个人首先需要感谢王蒙。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的创办，你是有力量的支持者。当时王蒙是文化部长，李希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他们两个把我从一个地方调到这里来，支持我筹建文化研究所，然后再办《中国文化》杂志。在座的很多是《中国文化》的学术编委，感谢你们尽到了编委的责任，不仅当编委，还把你们最好的文章给《中国文化》发表。像李学勤先生，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很快就能把一篇新作寄来。何兆武先生，今天在这里，你的年纪可能是最长的，周岁八十七岁，虚岁八十八岁。可是你看，他的身体很好，他最近写的《上学记》，成为一本畅销书，我们也期待你的《上班记》什么时候让我们看到。戴逸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清史专家，你也经常在我们刊物上发表文章，我想不到戴先生还曾经写过关于清代书法的文章。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是我很亲切的朋友，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每次去北大看他们，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学术的氛围，使我念书问学不敢懈怠。我还要介绍范曾教授。我原来不认识他。但是我近二十年一直研究陈寅恪，陈寅恪的祖父是1895到1898年的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的大诗人。我在研究义宁之学的过程中，认识了范家，范肯堂范伯子，他和陈三立一样，是晚清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们又是儿女亲家。范肯堂的女儿嫁给了陈三立的长子陈师曾。陈宝箴戊戌被处分以后，1900年在南昌去世，墓志铭是范伯子写的。因此，范伯子的诗，范家跟陈家的关系，我很留意。后来知道，大名鼎鼎的范曾教授，就是范伯子的曾孙。从此，我就认识了范曾先生。而且事有凑巧，他还正式调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天下竟有这样无巧不成书的事情，我也很感谢范先生。
当然，还有王文章院长，他现在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可是我叫部长非常不习惯，我可能永远叫你文章院长，而且平时我们说话，我就叫他文章。就像李希凡，我总是叫希凡，没有办法。幸亏你官当得还不够大，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我可能还叫你希凡。最近八年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我们的刊物，能有今天的样子，得力于文章的支持。他对我们很宽谅。他了解我们研究所在学术上的一些特点。在艺术研究院的背景下，有我们这样的结构，全国没有第二家。我们叫中国文化研究所，可是有法学家，你们了解的，是梁治平先生。有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法学和政治学可以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所，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反映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胸怀。因此，我不能不感谢文章院长。
我也很感谢李泽厚，他是我私下的朋友，我们经常通电话。一通电话，我们讲的总是和学术相关的问题。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当我写《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时候，他说讲中国学术史，其实是学术思想史。有一次，好像是讨论施琅大将军，涉及到一个道德取向的评价问题，他在海外有一个言论，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这个概念是康德的，但也不是谁一下子就能说得出来。否则我们就没法评价岳飞、文天祥、郑成功这些历史鼎革时期的人物。一些道德节操，道德理性，不是一下子会成为过去，而具有某种永恒性。
我也感谢平原，你现在是北大中文系的掌门，是严家炎先生之后的又之又之又之。你是《中国文化》的经常的作者。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有针芥之合。欢迎你的到来。感谢严家炎先生，他是我们的好友，好友好到我们现在共住一个小区。严先生的太太，是卢晓蓉，她的散文写的极佳，很快就能写一篇文章。她出身名门，是卢作孚的孙女，我很少看到一个年龄比较轻的现代女性所保持的传统美德，能跟我们的晓蓉相比。
我当然还要感谢沈昌文和董秀玉两位。他们两位是三联书店的老板，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出版者，《中国文化》跟香港的联系，跟台湾的联系，变成三地同时出版，都是沈公和秀玉的功劳。后来我们成立独立的杂志社，自己出版了。但草创之功，我们不敢忘记。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研究所只要有活动，他们都会来参加。陈祖芬，我的太太，我也很感谢。刊物早期，她用自己的笔和健康换来了有识之士对这个刊物的支持。
吴钊先生，我们音研所的教授，他的古琴演奏，鲜有其匹。古琴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就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我们音研所收藏古琴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第一。我们请吴钊来，一是感谢他，二是今天大家会有幸欣赏他的演奏。今天这样的场合，如果听他演奏《阳关三叠》、《忆故人》，我们只能物我两忘了。
我也感谢过去不认识的一位朋友，张伟仁教授，他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教授，现在客座北大，他是我们梁治平先生的朋友。我们欢迎你。还有哪位朋友我没有介绍到？噢，李晨光先生，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主任，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由中华出，晨光负责，谢谢你。
我们今天是一次比较随意的聚会，没有请电视台，没有请记者，但是我们请了三位报刊的朋友，他们不是作为媒体有任务来的，而是作为朋友来的。一位是中国文化报的徐涟，她北大哲学系毕业。我可以透露一个秘密吗？她是我们王文章院长的太太。还有一位是文汇报驻京的记者，江胜信，也欢迎你。还有一位是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写得很好的陈香。你们三位，如果觉得有趣，愿意写点小文字，我不反对，不写，我们高兴的程度无减无增。还有《北京大学学报》的副主编郑园，你的到来，我们也很高兴。
还有，我们的于丹又回到了我们研究所。她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分配到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六年之后，她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后来，她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学术道路。我为她高兴。旬日之间，她把中国儒家的第一部经典，送到千家万户。当许多民众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忘记了儒学的基本文本经典的时候，她的《论语心得》是一本适时的书。这个贡献是开创性的。于丹今天来，我特别高兴。
我们文化所的人，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慢慢认识。现在编《中国文化》是两个人，一个是胡振宇先生，他是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的公子，是编辑部主任。还有一个是秦燕春，她是前年来我们研究所的，陈平原的博士。我也许还漏掉了谁。但没有关系。请大家来，发言是次要的，“语默动静，贞夫一也”。动也可以，静也可以，说话可以，沉默也可以。那个“一”，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是我们共同感悟的道。更主要的，这个环境很好，等会儿，我们这里有标准很高的西餐。乐黛云先生因为腿不方便，什么活动都拒绝了，今天能来，真的不容易。是经过我跟汤先生两个人的努力，她才肯来。因此我感谢乐先生的同时，也感谢汤先生。
现在我已经“理屈词穷”，没有话好说了。请大家随意说点什么，什么都可以，不说也可以。已故的王瑶先生讲，“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本着王先生这句话，大家索性不说白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