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墓与幕”一文讲到的沈定一，就其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革命中重视农民和农运而言，有人甚至称其为是国民党里的“毛泽东”。他除了组织和发动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农运——衙前农民抗租减租斗争之外，后来还组织过一次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乡镇自治——东乡自治。他在1921年夏对农民发表的白话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出谁是你们的敌人、谁是你们的朋友，认为最终的世界将是劳动者的世界。

而沈定一从个人气质的某些特点看，与毛泽东的确也有类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浪漫诗人和极具动员力和组织力的政治家的结合。他使用的语言极有煽动力，简明、清新、直指要害，不怕反复强调、善于用俗语、故事说理。他不仅写诗，而且是写白话文新诗。在他那里，有一种行动和思想的结合，而这种思想也是常常深到人生意义而非仅仅社会政治的层次。

但他却是一个失败了的“毛泽东”。这问题是出在国民党还是在他自己，或者就是时代情势和个人命运交互作用、包括各种偶然性汇入其中的结果？而后面的东西往往决定着前面的东西，历史一般是由胜利的一边来书写的。于是，我们的“现在”就常常要由现在我们不可测知的“未来”来界定。当然，会有不同的时段。十年后的“论定”有时又会被百年后的“论定”推翻；而百年的定论用千年的眼光看又可能会有变化，于是或就有重新的界定。

对于行动领域的人来说，没有做成的事情就是没有做成。如果他没有留下多少思想文化的材料，甚至很快就会被历史忘记。但对于后来的思想者来说，却不妨有一种钓沉拾逸的思考。

迟至1919年，沈定一还像是一个自我主义者（类似于我曾经在“毛泽东在1918”一文中定义的“立己主义者”）。他在当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最靠得住的只是一个我。”但是，虽然是从我立论，以我为中心，他却也关注非我的“我”，他人的“我”，认为“不是说只有我便把一切都抛弃了……我顾我，就能永远不顾人不靠人么？也不是的！我靠人的也顾人的，两相是照顾和依靠的。”

其中“靠人”是事实，“顾人”是态度。我们均生活在一个“互为主体”、也“互为客体”的世界、生活在一个互相联系、甚至是互相依赖的世界上，所以，我们的行为态度也应做相应的调整（这也是一种从事实引出价值？）。既然需要“靠人”，也就需要“顾人”。改造的方向大概是认识人互相依赖的事实，摈弃一种完全自我主义的态度，而确定一种也须顾及他人的态度。

他继续写道：“若全世界的一切我，个个自己做起来。就客观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主观说：‘我尽我能，我取所需。’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变动，无非弯曲曲向着均等的‘尽能’、‘取需’那条路上走讨生活。”这里“均等的”这一定语十分重要，如果坚持这一点，这种观点甚至就有点像是自由主义的自我主义者了，因为别人想实现的“能”和“需”可能是和你不一样的，但他和你如果有着同等的权利，就限定了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去改造他人。人当然是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甚至改造自己的心智以适应他人和社会的。而如果在这方面肯定平等的原则，那就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所欲为，都需要自制，需要改造或调整自己。沈定一看来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与他是你的环象，我与你是他的环象。”“要改造环象，就要改造我的我，你的我、他的我，”，但这里是各自改造，自我改造，而非群体的、强制的、目标统一的改造：“我改造我的我，你改造你的我，他改造他的我。各求各的师，各却各的敌。”

也许就停留在这些观念上了？这也可以是一种坚定的立场。但这些观念在沈定一那里并不是很稳固的，或者说他追求一种更高的希望，一种更大的光明，而又不甚考虑“可欲”与“可行”的区分。他在当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他就是你，你就是我”的一部分里，回忆起在云南做知县时的一次打猎，夜里迷路而入一荒芜古庙，看到许多狰狞的塑像，开始觉得恐怖，后来设想都是他们都是朋友亲戚，就反而觉得亲热了。由回忆这故事他得出的几点结论是：第一，没有穷人，便没有富人（这意思或是指穷人劳力而创造了财富）；第二，没有你我他，就没有穷富（这意思或指需要消灭私有制度）；第三，凡在天下的‘你’、‘我’、‘他’都可以当作一个人，团成一个‘爱’（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他对自己的生活时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觉得自己是被别人养活的。的确，大致正是在五四的那个时代，体力劳动开始被认为是财富的几乎唯一的来源，体力劳力者被认为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并且，劳力者的道德高于劳心者。

    “心有戚戚焉”的沈定一在“海边游泳”一诗中写到：

赤裸裸的天，

赤裸裸的地，

赤裸裸的人。

……

何处藏身？

不必藏身，便是藏身；

藏身处，不知道是天是海，

只是光明。

   他渴望光明，追求光明，但我们或也可借用他的诗句对他说：

你喜欢养活你理想上的性灵，

不喜欢看透骨的棘手的悲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