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如今，西方人正忙着增加消耗殆尽的储蓄，美国消费者不再是最后购买人，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体能够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吗？

经济学家们纷纷询问，中国之类的国家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调整，让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表示：“中国应该为自己生产东西，而不是无谓地获得对美国的要求权。”他指的是中国政府积累的2万亿美元外币资产，其中包括美国国债。

他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生产了大量实际商品，但仅有部分用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战后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但在策划经济增长时，日本官僚通过货币、税收和环境标准等政策，将出口部门的福利置于消费者之上。众所周知，在日本国内购买本国制造的商品比在国外购买要贵。

不过，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表示，日本的家庭消费远高于中国。日本的家庭消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而中国只有33%，低得不正常。

相比之下，在美国人不可持续的无节制消费的鼎盛时期，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曾攀升至67%。

中国的家庭消费为何如此之低，如何才能予以修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指出，克鲁格曼将主要原因归咎于社会保障网络的不完善——在中国日益富裕之际，该网络甚至出现了收缩。他表示，由于人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必须先去银行取钱”，他们只能牺牲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

补救措施——中国政府迟迟才意识到——是重新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保网络。中国政府已宣布计划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合1240亿美元），用于基础医疗保险和基层诊所。

然而黄亚生表示，建立社保网络也许只会对消费产生轻微的影响。他认为问题不在于高储蓄——他表示，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是正常的——而在于收入的下降，尤其是在仍有7亿人生活的农村地区。

黄亚生表示，政府控制的银行把资金都贷给了大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而忽视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为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他倡议大力提高农村收入，途经包括使微型金融合法化，废弃阻碍农民工获得社会福利的城市户籍登记制度，以及加速土地改革。

里昂证券(CLSA)驻上海的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Andy Rothman)提出，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一个大陆，应该很容易就能产生巨大内部需求。他指出，部分得益于政府对购买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提供补贴，中国的零售额继续以每年大约16%的速度增长。

他还提出，出口的作用被夸大了——在中国最近的增长中，净出口仅占2%。他相信，即使没有出口增长，中国经济也可以轻松地重回8%或以上的增长水平。

并非所有亚洲国家的特点都和中国一样。像中国一样，越南也开放了经济，但与其庞大的邻国不同，越南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这是因为，越南进口的是工业制成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在其首座炼油厂去年开张之前，越南所有的成品油都是来自进口——而出口的是基础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越南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产出用于家庭消费，没有留下多少刺激国内需求的空间。

幸运的是，越南的出口一直相当具有弹性。尽管新加坡和台湾等经济体的出口出现了30%或40%的降幅，但今年头4个月，越南的出口仅同比下降了3.7%。

经济学家认为，越南或许受益于新的沃尔玛(Wal-Mart)效应，即西方消费者从昂贵的品牌产品，转向越南等国家擅长制造的较廉价产品。

上个月，胡志明市的港口非常繁忙，码头上停满了轮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乔纳森?平卡斯(Jonathan Pinkus)表示：“他们不生产iPod和笔记本电脑；他们生产T恤和鞋子。”

克鲁格曼表示，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还不够大，不足以影响全球失衡。而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直到2002年前后才开始产生异常高的经常账户盈余。

他表示：“短短6年就出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美元积累。它们当然可以重新回到过去的状况。”

                                      译者/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