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天主教派中分立化倾向最强，其次是新教教派，自由党和社会党的“柱派”中分立化倾向最弱。天主教派柱化倾向最强的原因是，在荷兰各宗教教派的组织中，天主教会的组织最严密公证稿件，教会神职人员对教民的控制也最严。天主教的教士们对自己的教民进行家访时，会偷偷检查收音机调谐指针所在位置，以判断这家人对教会是否忠诚，并对那些收听非天主教节目的教民及时给予规劝和教诲。16世纪独立战争后，荷兰的天主教曾处于被K,N被排斥的二等公民的地位长达一二百年之久。天主教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天主教徒被排斥于公职人员队伍之外。

　　正是因为这种压力锻造了荷兰天主教的团结和组织的严密性，使之发展成为荷兰今天的第一大宗教。

　　新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与天主教相比，其队伍要涣散得多。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应该提及。首先，新教内部派别林立，其两大派别荷兰改革教派和荷兰再改革教派在很多方面相互对立，因此新教究竟应该算是一个“柱派”还是两个“柱派”，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例如，就工会和医疗组织来说，新教的内部两派是统一的，但在其他领域却泾渭分明，互不往来。而且，除了这两大教派外荷兰新教还分裂出一系列小教派。其次，新教不像天主教会那样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以协调教会内部各种分支组织。各地区教会各自为luru 录入政，相互间缺乏联系和沟通。再次，新教内部各派别的社会隔离意识一般都比天主教淡漠。其中，再改革派处于新教中的少数派地位，可能是因为要警惕多数派的渗透和融合，他们的社会隔离意识比较接近于天主教会。而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荷兰改革教派的组织松散，不少人思想较为开放。

　　两个世俗的“柱派”，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伦理和文化上没有多大的差异，其“柱派”形成原因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观念的差异，其次是对两个宗教集团“柱化”的反应。既然，两大教会在工会、球队、医疗、文化、体育和政治领域中都把自己孤立于世俗社会之外，那么这两大世俗政治集团也只好建立自己的社会生活系统。实际上，世俗社会两个“柱派”之间的界限也比较模糊。这两个社会集团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派别卫生和教育系统。他们的组织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宣传系统。因此，有人把自由党和社会党划归为一个“普通柱”(Algemene zuil)。荷兰的这种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系统性很强的、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的、相互隔离的“柱派”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文化现象应该说明的是，在荷兰社会分立化倾向的强度不仅在相互分立的各个“柱派”中不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也不一样。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竞争的后果之一是促进社会的融合和同质化。因此，荷兰即使在社会分立化最严重的年代，也存在着一些没有受到分立化倾向影响的领域，还有一些领域虽然存在着分立化的倾向，但抵制分立化的力量也十分强大，如理工科的院校、高科技研究院所、某些学科、高科技的公司等等；荷兰法律界和医学界的协会都是非柱化的。

　　是跨国公司招聘雇员时只重视能力，而从来不看招聘对象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

　　在传媒领域也有一些组织从来没有派别背景，最典型的例子是全国销量最大的《电讯报》就是一个超“柱派”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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