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医疗救助新政能解农村罗娃们的悲剧吗？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
为了贯彻医改意见和实施方案，满足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最近国家“四部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如何解决城乡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筑牢医疗保障底线？该文件提出将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和五保户纳入医疗救助范围的基础上，逐步将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等经济困难家庭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并对困难群众实行多种方式救助。文件提出要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资金来源稳定，管理运行规范，救助效果明显，能够为困难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医疗救助制度。这个体系的建立，可以让那些过去因病致穷的最困难群体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据6月22日新华网）
这个规定来得有点迟了点，但总算来了。这让我想起2009-06中国周刊的一个催人泪下的报道，“罗娃之死：为治病三次偷牛入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重庆市高级法院和重庆市检察院主办的官方网站上,用了同样的800多字记录了农村孩子罗娃的屡次“荒唐作恶”:一名男子从1992年开始,不间断地犯盗窃罪而屡次进监狱。面对如此频繁的盗窃入狱,检察官问其为何不知悔改?竟答:为让监狱治病。“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更想看病,警察抓住我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很踏实。你看,这样牛还给失主了,我也被抓了,我谁也没有伤害。”这是那位农村娃罗娃为了给自己治病设计的苦肉计。
这个悲剧折射出我国农村弱势群体面对疾病时的无耐与无助。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案，而是曾经有不计其数的故事在我国的大地上不断地发生着，尤其是中西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归根结底，如何解决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看病难问题，国家新的医改意见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罗娃们的悲剧都是源于一个“穷”字。再穷穷不过农村，再苦苦不过农民。虽然城市“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也很严重，但在农村“小病拖、大病扛”、“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等民谚一直在流传，农民“因病致穷”、“小病拖成大病”的比例估计比城市一定会高出许多倍。。虽然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近两倍，但我国80%的医疗资源在城市，而城市里80%的医疗资源又在大医院。正是“因病致穷”“小病拖成大病”的故事不断地上演，才促成中央政府在2003年又恢复了曾经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合作医疗，改为“新农合”的形式出现。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天灾人祸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但一旦碰上了，就会很轻意地把一个人一个家庭彻底击跨。人类在慢长的历史过程中也找到了一个对付该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建立保险保障体系。原理很简单，虽然一般人的一生都应该是健康的，但谁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生病。这样如果每人平时都拿出一小笔钱来预防这种谁都有可能碰得到的不幸，合作医疗就建立起来了。合作医疗如一个保护网，去有效地防止因病致穷故事的发生。
我国农村医疗过去曾有“三大法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撑着农民的健康，这三大法宝是：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卫生预防保健网，虽然简单了点，但农民得到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个经验成为文革期间中国少有的在全世界的亮点，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而农村合作医疗就是遵循一种组织体系的分工使看病的医生能够得到补偿，而农村看病也就不用掏钱了。
遗憾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这三大法宝所需要的制度解体了，工份制下的分工使医疗人员可以专事看病就业，一承包到户了，集体的积累没有了，所以这些赤脚医生再无法靠工分活了，我国农村地区不少卫生机构解体、人员解散。中国农村医疗曾经的“三大法宝”在改革后完全丧失，中国2003年新农合开始之前，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步崩溃。即使还侥幸存在机构，农村医生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业务水平难适应农村需要。
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是这样概括中国农村医疗水平的：“农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缺乏基本的防疫常识和手段。” “20多年来中国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渐崩溃。没有人乐意和专心做卫生和疾病监督；很少对保健、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流行病发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报、如何应对，这些机制已经完全缺失了。”
正因为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农村没有什么医疗救助服务体系才导致罗娃悲剧的发生，“如果政府能建立起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医疗保障体系,我想罗娃还是能够做手术的。做了手术,罗娃就能够真正的重新做人。不然总是背着一身重病,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罗娃,对不对?”
农村合作医疗需要政府的投入，单纯靠农民的收入是建立不了的。1980年以前，乡镇卫生院提供预防保健服务的所有经费均有政府经费补偿，但到了1993年，政府经费只能补偿人员工资支出的60%。不少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生存出现困难，机构和人员极不稳定。仅2001年，全国乡镇卫生院就比上年减少了1139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了3万人。乡镇卫生院陷入缺少经费、缺少机构、缺少人员、缺少保障的困境。导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开始响亮，“小病拖、大病扛”、“一人得病，几代受穷”等民谚迅速流传。
罗娃们以后就得救了，2003年以后我国各地开始实行新农合制度，并且发展迅速。尤其是新华社2009年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承诺在未来三年里要投入8500亿来建立完善医疗体系，而其中的一半以上要投入到中西部的农村，也就是罗娃们所在的地区。这份耗时三年的“新医改路线图”提出从今年起，中国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标准今年不低于15元，2011年不低于20元。国家3年内投入8500亿人民币，在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国家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2009年起，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力争让群众少生病。
过去中国农村得到政府的投入很少，农村看病贵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小病不看，大病扛着，现在新医改方案给了农民不少的实惠，也将带动未来的农村发展，从而有利于我国未来农村内需的扩大。
“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更想看病,警察抓住我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很踏实。你看,这样牛还给失主了,我也被抓了,我谁也没有伤害。”罗娃似乎很得意自己的设计。随着中央对农村医疗投入的不断加大，罗娃们也就用不着再设计这样的苦肉计了。
医改《意见》提出，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要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而为了落实医改《意见》，又出台了这个具体规定。 虽然中央开出了一副好药方，但能不能采到好药，就要看各地政府的实际执行情况了。如果中央医改《意见》果能得到有效实施，罗娃们也就彻底有救了。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阅读材料：
罗娃之死：为治病三次偷牛入狱
2009-06-18 17:46:15 来源: 中国周刊(北京)
罗娃偷过三次牛,每次都被抓住,然后在监狱里治病。偷牛在乡下可是大罪过,但大家都还是觉得他是简单的好人,应该活着
罗娃的等待
罗娃又偷了牛，却被监外执行。中国周刊记者／朱顺忠 摄
重庆市高级法院和重庆市检察院主办的官方网站上,用了同样的800多字记录了罗娃的屡次“荒唐作恶”:
一名男子从1992年开始,不间断地犯盗窃罪而屡次进监狱。面对如此频繁的盗窃入狱,检察官问其为何不知悔改?竟答:为让监狱治病
病人罗娃
2007年8月8日,立秋。
听说有记者采访自己,罗娃刻意去街上一个经常赊账的饭店里借了块胰子,认真洗了把脸。所以,罗娃站在记者面前时,散发出一股当地肥皂特有的味道——不是很香,但也不刺鼻,甚至有几分剃须泡沫的味道。
事实上,罗娃那天真的认真刮了胡子。剃须的工具是借别人的一把剪子——为了刮掉胡子,他在门前的一块山岩上磨了40分钟。最后,他成功地去掉了两鬓和颔下仅有的几十根胡须。几个月前,大夫告诉了他胡子不旺的原因:肝部肿大、胰腺发炎、气管炎、肺气肿、胆结石、肾结石、甲亢、低氮白血症等十种重病,严重影响了他的荷尔蒙分泌。
大夫还偷偷告诉陪罗娃检查身体的江津市四面山管委会民政干部佘光荣:得赶紧给他做手术啊,这样下去人可就不行了,也就两年的光景吧……
罗娃一贫如洗。他不可能给自己治病,甚至没有填饱肚子的能力。
然而,在小镇上,没有人讨厌这个身染多种传染恶疾的中年男人。
“罗娃子人不坏哦,从不讨人嫌、也不乞讨,只要看见谁需要帮忙都主动上去帮帮,还帮我婆姨从汽车站拎过好多次行李哩!”四面山镇“好味道饭店”老板唐德贵,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说。
“罗娃人真的不坏哟,他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人,也不惹是生非。人嘛,还倒挺勤快的,上一次‘保外就医’时,我还给他找了个给烧烤摊老板儿放羊的工作,他干得很起劲嘞。”时任四面山派出所指导员邹井云,认真纠正着人们对“服刑犯人”的偏见。
偷牛的意外收获
两年前,邹井云曾用如下100余字记载了罗娃的前半生:
1965年出生在江津市一个林场伐木工人家庭,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不幸的是姐姐和弟弟先后去世。从小在贫困生活中长大的他在父亲退休后,接班在农场工作。期间,还有了一次恋爱。然而此后不久,他便因酗酒斗殴入狱六年。
1992年的8月,罗娃第一次犯罪。
那一年他和恋爱了两年的女友为一封情书的用词是否贴切大吵了一架。晚上几名林场的工友邀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从床下拿出两瓶白酒随人流走进了一家小饭馆。酒后,他和工友发生了争吵,罗娃操起了饭馆后厨的菜刀。
工友被鉴定为重伤。罗娃在第二天酒醒的时候被送进了看守所,法院判决他入狱六年。
恢复自由的那天晚上,他打听到曾经的女友早已经远嫁他乡,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痛苦的罗娃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打工12个月后,罗娃给自己积攒了1000块钱。由于挂心唯一的亲人,罗娃于1999年的年底回到了重庆老家,并决心为年迈的父亲尽孝。
然而就在此时,他病倒在父亲的床榻前,花光了所有积攒的钱后,罗娃想到了偷。
农村最值钱的东西是牛,因为它是山区不可取代的劳动工具。忍着腹部剧痛的罗娃,那天起了个大早,并在寒冷的冬夜里钻进了邻村的牛棚。牛不好偷,但是很好卖,罗娃很快得到了1300块钱的赃款。
之后,他匆忙跑到医院给自己治病。由于口袋里的钱不够做手术,他只得拿着药方跑到医院附近的药店买了药,一溜烟地跑回家。
48小时后,警察就找到了刚刚服用过5次药的罗娃。
“第一次偷东西嘛,也没有什么经验,警察沿着牛蹄印,两天就把我抓住了。”罗娃说。这次,他被判了三年刑。在监狱里,罗娃的病发作了,“没有想到监狱的大夫开始给我吃药、打针,几个月下来病竟然好了许多!我当时很高兴,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监狱有什么规定,像我这样的罪犯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
罗娃谈起在监狱的意外收获时,眼里闪烁着万分欣喜的希冀。
罗娃的办法
被忽略的还有他的大名——罗万富。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朱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