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一直是使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而此引擎的动力源却又来自于财政与金融。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输血”、“供氧”的同时，财政与金融又因边界不清、职能模糊、体制摩擦等问题而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系统性风险。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财政又不得不严重透支。从目前财政境况窘迫、隐性负债规模巨大等方面看，我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风险。决策层应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采取措施，以避免进一步的财政危机。

　　(一)财政风险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财政风险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政府债务均衡状态遭受破坏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财政体制正逐步从“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风险相比较，现代财政风险(或公共财政风险)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前者的研究，主要涉及财政赤字、国债规模、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等问题，而对后者的研究，除了要涵盖以上几个方面外，还要涉及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凡是涉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都需囊括到现代财政风险的研究之中。借助世界银行提出的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概念，可将我国的总体债务划分为四大类：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等。直接显性债务是任何情况下政府都要承担的债务，不以任何事件的发生为条件。由于直接显性债务的可控性，与之相对应的直接财政风险也是可控制的。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下面将三者简称潜在债务)是政府的条件债务，它是否构成政府的现时义务，还要以条件是否发生及政府是否会最终确认为前提。又由于它们大多是由准财政行为或非财政行为引发的，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和估计，因此与之相对应的财政风险具有可测性差、可控性低等特征。

　　(二)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财政风险是由直接显性债务和潜在债务均衡状态遭到破坏而引起的，

　　财政风险范畴的大小与财政运行体制有着极大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既非过去那种包打天下的统收统支的计划财政，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财政。由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常常出现政府管理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根据我国现行财政活动所涉猎的范围看，各级政府不仅生产“公共品”，同时还生产着大量的“非公共品”。从表现形式上看，潜在债务主要包括：部分外债(主要是指“巧借”、“巧还”没有登记的外债)、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所形成的或有债务、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国家政策性银行及其他公共部门发行债券所形成的债务、国债投资项目配套资金形成的或有债务、国有企业亏损所形成的债务、对供销系统及农村合作基金组织援助所形成的或有债务，以及由地方层级所形成的隐性与或有负债等(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乱担保、乱集资，地方金融机构支付缺口与金融机构关闭、重组所引起的隐性和或有负债等)。

　　从整体来看，外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社会养老保障欠款是我国隐性和或有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型期，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由各种债务所组成的链条之所以能够延伸下去并没有断裂，就在于金融在时刻给这个债务链“供氧”。为了保证不因债务链条断裂而产生危机，金融体系(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自愿或不自愿的首先担起了“救火队”的角色，通过进一步“输血”以保障原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正常维持。只有到了金融无血可输或不愿输血时，财政才作为最后的兜底买单人出场。在我国，绝大部分经济风险(包括各类改革成本)先是通过金融领域集小，然后再通过财政显性化。所以有人说，在中国金融风险就是财政风险，有一定的道理。

　　(三)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引发风险主体不同，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也不同。综观不同表现形式可以看出，我国财政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风险。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财政风险可以分为几大类：一类是由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中国财政负担沉重，隐性支出严重；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危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央财政扩大收入有严重障碍，等等。第二类是由国有金融机构的准财政活动引起的风险，这类风险虽然首先表现为金融风险，但因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是财政，它们也常常行使部分财政职能，金融风险最终还是要转化为财政风险；第三类就是由非财政活动引起的社会经济风险(包括金融机构因利己行为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尽管这类风险初看与财政风险无关，但由于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弱化的计划与扭曲的市场并存，有关约束制度处于真空状态，使一些权力得到扩张的地方、部门以及经济组织在追逐自身利益时，既有可能摆脱原有计划手段的管束，又有可能逃脱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制度的约束，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往往不得不背负起它们造成的某些不良后果，所以这类风险最终还是会转化为财政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