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产业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下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前途，有“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两种看法。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50）认为国际经济体系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少数发达国家处在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广大的后发国家处在外围地带，核心和外围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外围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普雷维什的“核心—外围”概念，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弗兰克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A.G.Frank，1967）。在依附论者看来，发展中国家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

　　然而，20世纪的发展经验表明，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反而是一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竞争力有了迅速的提升。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Fernando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1979）。为了获取全球性的资源优势和实现全球竞争战略，发达国家将价值链上的低端产业向海外低成本国家转移，集中精力发展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产业。这导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与外包，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仅满足于劳动密集型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是逐步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对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有力的挑战（Amsden, 2001）。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依附性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初级产品生产的依赖，但由于其采用进口核心部件与技术，通过加工贸易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最终仍有可能沦为“世界组装车间”，无法有效地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地位（Frobel等，1980；Cramer, 1999）。中国过去通过充分发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使得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贸易大国和“世界工厂”，但是也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转变增长模式的压力。例如，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广度虽然可观，但深度严重不足，即大部分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Steinfeld，2004)。吴敬琏（2005）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完全脱离工业化国家早期的一般模式，在产业层面表现为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环境和资源关系的恶化、服务业发展受限制等弊端。金碚（2006）认为以低价格资源投入为前提的血拼式竞争是中国产业成长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全球性资源价格高企和环境外部性成本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不具有可持续性。

　　当发展中国家通过“依附发展”已经达到较高层次，需要产业结构升级时候，发达国家可能会由支持转为“抑制”。如无得当应对举措，有可能落入持续滞后的“后发陷阱”（Gerchenkon，1979），主要表现为受制或依赖于外部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以其核心技术与品牌为基础迅速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系统整合者（system integrators）”，对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活动进行较大力度的整合与协调，从而继续维持其在价值链的顶端位置（Hobday等，2005）。Nolan等（2008）认为全球价值链从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瀑流效应（cascade effect）”，这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形成了阻碍。发达国家强势主导下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往往会迫使后发国家变更思路，调整部署，甚至被迫放弃自身的优势产业基础、打破既有的产业体系，违背经济成长阶段规律地去迎合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整合，成为发达国家低要素成本的加工生产基地（邱英汉，2004），引入的转移产业同时往往与原有产业结构体系脱节，而且优质资源分流导致传统产业升级更加困难。

　　中国正在努力由“依附发展”模式，向“自主发展”模式转变，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自主发展不是“独立发展”，更不是“孤立发展”，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通过科学的发展模式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使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早期由欧美学者开创的现代意义上的产业结构研究，通常都以单个国家产业体系为分析单位，对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关联、互动特征多予以忽略，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现有经济学理论以产业升级时国民经济中每个企业对于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存在何处没有共识为暗含前提，林毅夫（2007）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并伴随此现象出现产能过剩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目前各个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就出现了明显的“潮涌”现象。在各地区制定的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省市。新兴产业由于存在模仿的后发优势，趋同更为严重。这说明，研究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既有理论上的必要性，也有实践上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