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画界》刊登《永恒的记忆——我的老师李斛》


                      永恒的记忆——我的老师李斛
                                             作者:傅以新
   
  人不能忘记老师,因为他是你人生道路上的指路灯。

 1961年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取在人物科。担任科主任的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李斛。入学前我曾临摹过他的作品《关汉卿》。

  当时中国画系正酝酿着教学改革,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方面都有许多争论的课题,主要是素描教学:即中国画是否要以素描为造型训练的基础。这个课题已经争论了多年,至今也还在争论着。在我入学前,叶浅予系主任和蒋兆和教授曾就此进行过公开论争,最终的结果是各自设立工作室,分别贯彻以白描或以素描为基础的教学理念。

  李斛先生是著名的素描大师,当年在美术界享有“中国拉菲尔”的美誉。他的素描准确细腻,重感觉。他是主张学素描的,他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素描教你整体看!”

  考入中央美院以前,我从未画过素描。招生考试时,我是考场中有数几个用白描进行写生的考生。因形象准确,跃出其他有素描基础的考生而被录取。入学后首先上的就是素描课,由李斛先生亲授。

  素描对我来讲是“补课”。第一幅是石膏头像被我画成了浮雕,怎么也“立体”不起来。李斛先生摇摇头,给了一个“3-”。他对我说:“不要紧,形还准,能赶上!”以后的课堂上,李斛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在我的作业纸边上简略地画着棱体、球体…. 耐心地讲解受光面、背光面、明暗交界线和反光面等最基础的素描原理,同时要我仔细观察由附中升入大学的同学如何表现体面关系。

  李斛先生是典型的四川人,个子不高,很精神,虽然因胃病做手术切除了大半个胃,但是胸腔共鸣依然浑厚。他那浓浓的川音常会在教室里飘荡:“画你所看到的, 而不是理解的”。他要求我们的眼睛要像扫描仪一样,把看到的对象传移到纸上,再把纸上的形象快速地与对象进行印对。

  李斛先生教学上一贯严格,不到休息时间决不许我们离开画板。起初,一个星期的作业到后几天就画不进去了,李斛先生就会坚决地说:“画不进去,也要在画板前思考。”我们就在他的“逼迫”下,逐渐学会思考。他对学生的指导因人而异,简单而准确地指出每个学生的关键问题。他常告诫大家:“我说一个同学的问题时,别的同学也要思考,他的问题你可能也会存在,只不过对你来说还不是主要的。”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后期,李斛先生要求画木炭素描,画错了只能用馒头沾擦。每天从少得可怜的早饭中省下一块馒头来当橡皮,真舍不得。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少擦,少出错,看准再下笔。这样,没沾上木炭沫的“橡皮”,还可以重新填入饥饿的腹中。这一来,反到促进了我们素描成绩的提高。

 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素描感觉越来越好。李斛先生就及时鼓励说:“好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步要注意……” 二年级时,我终于得到了最高的5分。进步之快,同学们都很吃惊。是李斛先生所引领我迈进了素描之门。
  
  事实确如李斛先生所说,素描提高了我的写实和整体观察的能力,建立起空间和立体的概念,为我的绘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也是一个坚定的“素描”派。

  李斛先生特别重视速写,在他坚持下,每周六都安排为速写课,不是在教室上,而是把我们“赶”到街上。周一一早,每个人都必须选出10张生活速写挂在教室里进行讲评。他说:“素描是训练造型能力,而速写是培养‘捕捉’生活的能力,二者互为补充,不可偏废。”

   1962年,李斛先生率人物画科一、二、三年级去河北涉县农村深入生活,除了和老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外,特提出要和老乡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个人性格,收集典型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第一次集体为老乡画像,李斛先生选了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高大英俊,浓眉豹眼,黑红脸庞。李斛先生巡视时,发现老乡正在犯困,目光呆滞。他立即与老乡聊开了天,老乡很快恢复了自然的神态。李斛先生就此提出要求,画老乡时必须边画边聊天,这样才能抓取最生动、最能展现他们性格的表情。中国人物画历来主张“传神”,李斛先生就是这样教给我们传神的基本功。

  李斛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建造新的中国画线描教学体系,即线条要根据所依附形体的空间变化而变化,组成具有立体感的线描架构,与传统的程式化的描法拉开距离。他的线描教学是素描课程的继续,先去掉素描的背影和明暗关系,尽量用线条来概括。他说,光线会随时变,而结构不会变,要逐渐舍弃明暗而专注于结构,只以轻微的擦染表现人物面部的起伏,如眼窝、鼻翼、嘴角等。无论是轮廓线还是衣纹,都要体现形体结构的不同,特别强调线向面的转换。例如画眼睛,我们往往用一根线描绘上眼皮的形。李斛先生说:“这根线并不在一个平面上,从内眼角经前突部分再到外眼角,有一个空间转换;而外眼角又逐渐消失在颞部平面之中。这种空间关系是通过线条的虚实、轻重、粗细的变化来表现的”。对于衣纹,他强调,要抓住与人体结构和运动相关的线条状态。他要我们注意观察,模特在每次休息后,反复出现的线条就是关键线条。李斛先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教我们把素描的方法融入线的表现中。为了培养线条的空间观念,他还找了很多参考资料,主要是西方的安格尔、荷尔拜因、门采尔,还有马蒂斯、伦勃朗。李斛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开放的,他并不只推行自己的理念,还给我们安排了大量的传统线描临摹课,如任伯年以及《八十七神仙卷》,让我们在对比中去思考和体会,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李斛先生不仅是优秀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更是一个学者。他一生都在探索中国画的改革,四十年代他在中央大学学习时就开始了融合中西的艺术道路。徐悲鸿先生给予他高度评价:“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写生 … 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1956年,他与宗其香、萧淑芳先生共同举办国画联展,集中展现了它们融合中西艺术的学术观念和探索成果,在美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那些直接表现外光的作品,给观众带来视觉盛宴和观念冲击,也引发了激烈争论,以至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破天荒地主持了一年之久的全国巡展。

  画展后又创作了《绣花鞋》、《公社文公团员》等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为了便于学生临摹和参考,这些画曾长期放在教室,那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日日与我们为伴。1964年,他又以《齐白石像》表现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他用简练、流畅的线条画出了白石老人膨松的长须,而以浑然一体的墨色画出的棉袍和毡帽,使白石老人具有一种雕塑感,表现了大师在他心中丰碑一般的地位。李斛先生常说笔墨要为内容服务,这幅作品就是最好的说明。我还曾在他家中见过他的灯光人体写生,那画在宣纸上的人的背部,肌肉起伏微妙,近看迷蒙,退远观之,则如真人立于射灯的光帘之中,神奇之至,至今浮现在眼前依旧那样清晰。 
  
  李斛先生的艺术探索,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我庆幸能成为李斛先生的学生,他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教学和艺术追求。

 中央美院从1964年起就被“社教”、“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缠绕,教学和艺术创作都被迫停止。正值创作黄金时期的老师们,被迫放下了他们钟爱的艺术。直至 “文革”中的1971年,由于外事活动的需要,李斛先生从下放劳动的部队调回北京从事绘画创作,著名的《三峡夜航》就此诞生。我当时分配于天津美术学院工作,在《人民画报》上见到这幅作品,深被震撼:江狭的深邃,石岸的坚毅,江轮的灯光和岸边光的倒影,真切而感人,可称是先生融合中西艺术实践的巅峰之作。画中洋溢着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挥洒着重握画笔的激奋之情。我深受感染,也从心底涌起创作的欲望。然而,好景不长,1974年又掀起了对“黑画展”的批判,他的数幅作品也被列入其中。一生在政治上小心翼翼的李斛先生,终于经受不精神打击,久伏的疾病提前爆发,第二年便与世长辞,年仅54岁。这正是一个画家艺术创作的黄金岁月,是一个艺术家开始大量收获成果的季节。噩耗传来,每个熟悉和关心中国画发展的人无不扼腕叹息。李斛先生的英年早逝,是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90年代初,李斛先生作品回顾展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我约了好友、天津市园林局副局长贺震女士一同前往。五十年代那幅著名的《女青年》画的就是她。当年还是学生的她因能参与李斛先生中国画的革新探索而倍觉荣幸。这幅作品形象栩栩如生,面部结构用了准确而微妙的体面处理,浓黑的头发和衣服也注意了体面的转折,而那几缕散发的虚擦尤为神来之笔,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站在李斛先生那些鲜活无比的作品前,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教室中,眼前浮现出先生那亲切的笑容,耳边又响起先生那一辈子不改的川音。

  今年是李斛先生诞辰90周年。岁月匆匆,李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看到他那略带忧郁眼神的病中画像,我心痛不已,哀叹天不惜才。若不是英年早逝,才华横溢、勇于探索的李斛先生会给画坛留下多少具有永恒魅力的佳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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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画界》杂志2009年5月号刊登

 

                                  李斛作品:齐白石

 

   关汉卿/李斛 1962年  纸本设色  85cm x 60cm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