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明，对于侯教授治学的态度和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观念上讲，侯教授是值得我尊重的人，在这里，只是就侯教授的一些我个人认为不科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批判，绝无人身攻击。和侯教授讨论问题同与某些所谓的左派或右派不一样，我是以平等的公民意识来讨论问题。而某些自持有某种什么名人哪、专家呀、教授呀的棍子党、文元帮的人士不一样，这些党帮徒总是以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势来对待不同政见者，很显的有些法西斯，动不动就将人打入卖国主义者的行例中，其实爱国很多时候跟政治见解无关，你信仰什么主义是爱国，他信仰什么宗教一样也爱国。当然这些党帮徒也终是理论界的少数人。但愿跟侯教授的争论是在理论上的辩论，与相互的人格呀，地位呀无关，我相信我们有同样的爱国之心，就是这样的爱国心能让我们走到一个论坛上。）（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正局级），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成员。）
最近看了侯教授的一些文章，颇有些感受，并查阅有一些相关侯教授的资料，于是我个人相信侯教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马列主义的信徒。但是就侯教授文章中所透露出的一些观点和认识事物的方法，我不认同。侯教授的文章中，有许多的既不合乎人性也不合乎马列主义，下面我们来加以讨论。
侯教授在其《：“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一文中，就有很多的认知上的错误。侯教授在文章中，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于普世价值进行批判
一普世价值论混淆了认识论价值与价值论价值；
二普世价值论混淆了政治价值与人性价值 ；
三普世价值论混淆了理想价值与空想价值；
四普世价值论混淆了马克思不同语境中的话语价值；
五普世价值”与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
最终结论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还好，这里侯教授没有把不同政见者归入卖国主义的行例，这是让我相信侯教授的地方。）
第一，侯教授认为普世价值混淆了认识论价值与价值论价值。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概念，一个是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哲学概念之一，一个是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关于普世价值的概念其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概念，只是其有着对人类世界的发展有着帮助我们认清方向的指导性意义，在人类认识社会发展进程上有着实际的运用价值，因此用了价值这一词来更清晰的表明其客观内涵。侯先生在其文章中说道“无论是表象的还是本质的抽象，都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因此，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具有非实体的特征，作为观念的存在，它可以不需要直接对应的事物做支撑。”就这个表述而言，侯先生首先在哲学意义上就没有否认“普世价值”观念的存在，并且似乎还肯定了其不用“对应事物做支撑”的观念性的成立。
跟着，侯教授又用了“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就是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直接交往，而在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全社会而言不存在这样的共同体。”语言来说明，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不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的违背常理性的表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人没有共同利益，所以就没有利益共同体，没有利益共同体，就不存在普世价值。那么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哪？这种完全和资本主义有着相反的利益趋向的社会，人民是不是有利益共同体哪，根据侯教授的观点，那么就应该有共同利益体了，有了共同利益体是不是就应该有了产生在这个利益体上的普世价值了哪。在这里我只是用了理论逻辑学的观点进行了简单的推导，就证明了侯教授在逻辑上的错误。那么是不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类就没有利益共同体哪？这完全是一种非常混乱的思维，从根本上就不合乎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合乎客观的现实。不要说人类和平这些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建设的一些政治上的现实与愿望有着人类世界共同的利益，（当然侯教授可以说，某些地方的具体事件中，和平对发动战争一方的主导者无利，但是我们要注意，人类有一个总体的评估。）我们就用侯教授的另一篇文章来说明侯教授谬误，侯教授在《“八荣八耻”的伦理价值》一文中也承认“热爱祖国、团结互助、辛勤劳动、诚实守信、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是所有民族共有的优秀道德传统。”那么这些传统是不是对所有民族有价值哪，我想侯教授自己已经说明了，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用侯教授的理论来加以批判，那就是对这些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没有价值嘛，这完全是一个偷换概念诡辩嘛，就象我在一篇文章里说，“选举是所有人的权力，”就有那么一个叫谷清水的什么经济学教授就说“能让打入监牢的犯罪分子腐败分子有选举权吗？”，这完全就是一种借换概念的用特列来替代普遍的诡辩之术嘛。
好，侯教授可以说，我们这些是一些理念上的，那么客观的事物中有没有越阶级的共同价值哪，这里还用侯教授的文章，（对于侯教授思想的批判，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比较能说明问题。）侯教授在《论继续解放思想》的里这样写道“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等，”如果我们在环境和生态上做出了贡献，不知道这种贡献是于全人类来说是不是都有价值，不知道这种超没有超越阶级为全人类共有。在阶级社会里，用阶级的眼光去认识和分析世界，这只能是认识和分析世界的一种方法而以，并不是所有的方法，仅用一种眼光去认识世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形式。这是我想对侯教授说的一个真理，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其实这个真理在中国革命中，曾多次的得到成功的运用，并让中国人民得到了真实的利益，对于中国这个范围而言，就是有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独立的国家利益就超出了阶级利益，如果不是毛泽东以及全国爱国领袖用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到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就不可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我想这个民族利益就是我们民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利益共同体吧，其实很多问题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有逻辑思维的劳动者都明白的道理，反而让侯教授这样的一些理论家来一番抽象呀，认识论价值呀，价值论价值呀，弄成了理论家们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了，其实老百姓心里明着了。又比如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苏联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并且苏联在专制的苏共领导下，已经由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了少数专制主义独裁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侯教授和司马南等很多理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认为苏联的解体与变化是思想多元化所至，其实是很不明智的说法，真正的原因是腐败与专制的恶果，我会在后面的论述中加以阐述。）已经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野心的霸权主义的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了，尤其是对于当初的中国，这时候，毛泽东主席同样用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看问题，而不是以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角度去思考这场危机，于是有了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开端，当初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同样是用一个美国人的目光来对待中苏之争的，而不是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腐朽政府的统制者去看问题的，因为这里就有一个超越了中美当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不同社会制度间矛盾的，对中美两国人民有着相同的利益在这场危机中。于是中美在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战争这件事上进行了合作。这些事实均能说明，价值共同体是随时都在产生和变化发展的，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与政治中的。普世价值无论在认识论的体系中，在价值论体系中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与政治中，均是存在的，并在人类文明与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对于普世价值的认知与认可，不仅不会混淆认识论价值和价值论价值，反而有足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寻找出有利于共同接受的利益和观念，从而达到求同存异的和谐共存。
第二，侯教授认为普世价值混淆了政治价值与人性价值。在这里，侯教授将人性与社会政治性做了一个明显的分割，侯教授说“从人的自然性及其与其他物种的区别着眼，说有某种共同的人性也无大错。但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其价值追求不是其自然性的反映，而是其社会性的表现，因而此种共性一旦具体化，就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比如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一旦落实到具体人、具体场景，肯定就不那么统一了。什么是可怜、什么人值得可怜、什么人能够去可怜等等，在存在着阶级利益对立的社会，根本无法统一”。在这里侯教授又犯了一个常识错误，人的社会性本身才是区别其他物种本质特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人性的一个方面，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性的本质性属性之一，人的社会性不仅仅是阶级性，应该还有人性中的其他成份。侯教授又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全部社会事物说什么“而实际上问题在于能否用共同人性去解决特定的政治诉求。”其实我们从人类的发展史上就可以证明侯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阶级社会未产生前，人就是群居性的，人就有了社会意识和人性，注意，人性早于阶级性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而阶级性是在人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阶级性的本身就是人性的一方面，不管马克思主义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是客观的，是不以那一种理论和那一个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要教条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些客观的、科学的现实，不论马恩列等伟大的思想家，共产主义哲人们说过或还是反对过，都应该遵照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的观点去对待，比如马克思判断的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下，很快会腐朽没落的理论，客观现实却没有实现，我们一方面不能因马克思的这个判断未实现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我们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说马克思说过的，资本主义就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非要违背客观现实的去瞎说。
侯教授又说了“马克思主义不讳言人性，但不诉诸人性。之所以不讳言，就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道义性，社会主义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人性的不断完善，而资本主义在不断制造了社会对立和社会病态的同时，也不断地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从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是客观存在，不管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均承认有人性，只不过在不同社会的有着不同的分化趋向，我在这里要说马克思的伟大不在于强调阶级的对立，而是强调的新型社会形态的构建和创造。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阶级矛盾非常的尖锐，阶级对立双方几乎不可调合，从而让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上，认为阶级斗争是世界唯一社会革命推动力，加上当时的资产阶级的确在用人性、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公众认可的观念来欺骗广大劳动者，因此造成马克思只发现隐藏在这些观念后的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未能从正面对些具有普世价值客观存在进行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马克思是承认这些观念的客观存在的。我们说在阶级矛盾激化时，这些观念在动乱的社会条件下，其革命意义的确不如暴力革命来的迅猛，更能让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更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更能直接的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夺取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财富，同时，资产阶级在这种决定着其命运的斗争里，开始了分化，一部份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开始想方设法调整社会物质分配方式，通过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工资等来缓和社会矛盾。比如早在马克思《资本论》发布之前的1833年，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倡议下，具有同情心的工厂主约翰.非而登、约翰.多赦尔帝等人发动了一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1833年11月25日，他们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全国更新社”，其宗旨是帮助工人阶级获得八小时的工作和全天的工资。我想说，这个八小时工作制度的产生，应该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当时可以说对于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对于减轻工人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均有着非常现实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在法律上将八小时工作制度肯定下来，注意用制度定下来，这里面我们说有着工人阶级斗争的一方面，同样有着约翰等工厂主的人性光辉与文明思维的成果。批准这项成果的英国政府，应该说也是功不可没。同时也有另一部份资产阶级运用手中的专政工具，对工人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疯狂的屠杀。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时候，血染红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在血雨腥风中，伟大的马克思更能体会到的是人民的痛苦和阶级的对立，从而对于人性等相关具有人类文明共同趋向的一些超越阶级利益的价值体系以及民主革命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批判。这是历史给马克思的必然，是当时阶级矛盾激化给伟人对事物认识的必然，因而马克思坚决反对走议会路线，彻底的认为，无产阶级只能通过革命的暴力，通过夺取政权才能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并且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但是巴黎公社失败后，虽然欧洲还有几次革命暴动，但均被镇压或瓦解。我们说这里一方面有资产阶级残酷镇压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资产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通过运用一些超越阶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来指导国家制度的建设，比如建立更加广泛的民主参与制度，比如通过国家实行强制性的第二次或更多次的国民再分配，用以解决所有国民的生存与社会福利，达到缩小国民收入差距、调和阶级矛盾，实现和谐社会，发展本民族经济、富强国家之目的。因此，世界历史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成功了，至少说在现在是成功的，伟大的恩格斯在晚年，欧洲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的时候，恩格斯敏锐的看到了，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进入国家管理中，并通过相关的形式来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无产阶级的权力。恩格斯相继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卡尔·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许多文章里，均明白无疑的表达了和平道路的理想与观点。并公正公开的承认了自己对问题看待的片面性“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我想离马恩伟人的时代我们已经过去了上百年了，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者们的权益，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人民对于国家和政府所能行使的权力是更多了还更大了，人民享有的自由与民主相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更多还是更少，我想我们不用去多说了吧。
侯教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有一个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贡献，那就是侯教授对于马克思的的发展的研究，对于马克思思想行成和马克思思想过程的转化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这说明侯教授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转化结点，对于恩格斯晚年的观点，侯教授却一下就跳到了列宁那里，用了列宁的一个表述来否定恩格斯晚年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检讨和总结。（列宁为什么会有和恩格斯不同的观点哪，那一样是列宁的社会与时代局限，列宁生活的俄国，还是处在沙皇帝国的半农奴，与半封建的国家里，民主制度远远落后于恩格斯所处的德、英、法不知有多少。）侯教授这一跳不要紧，却把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给扔下了，那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恩格斯这样一个具有自我解剖自己的伟人的胸怀给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那就是在客观实事面前，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对待事物与问题，决不是侯教授那样，用一种自我固封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现实和社会现实。成为一个在牛角尖里的所谓理论家。当然这里我不否认侯教授的信仰的真诚，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在牛角尖里钻来钻去，做出许多有违常理的论述，十在可惜了你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所费的心血，同时我要指出，侯教授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民主意识和和平追求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是不尊重恩格斯伟大人格和不尊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说普世价值，对于人类来说，不仅仅具有人性价值，并且同样具有政治价值。在这里我还要对侯教授说，政治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如果脱离了人的本体来谈什么政治，那纯属是无稽之谈。如果脱离人性来谈什么政治性，那这个政治性就没有了根，就是无本之源。反过来，政治性是人性中的一种性质的在社会上层领域里的表现，无论其在什么时候，均是人性矛盾冲突中的一个环结。从有了阶级社会之后，政治是人性矛盾冲突的焦点和人性在社会生活中是还能够趋向文明的显著标志，这倒是一个不可争的实事。正因为如此，政治层面体现的普世价值，比较起其它社会事物来，更为表现的具有现实的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侯教授认为普世价值混淆了理想价值与梦想价值。侯教授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理想是现实的可能性，而空想则是不现实的可能性。”在这里，侯教授把理想的概念实用主义化了，我们说理想有现实的可能性是不错的，但我们还要说，理想还包含有社会的文明、理性、科学的趋向性，那就是未来可能性，就有现实不可能性在其中，所以我要说是侯教授将两者混淆了。如果否认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梦想了，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合乎社会趋向性，这个趋向本身，就是有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意义。我们说社会最终要走向一个人类高度自觉性的社会，社会无论在其文明程度，思想意识、物质观念均会向着科学与合理性方向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基本的理论基础。按侯教授的观点，理想是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最可怕的否定社会正义文明趋向性的表面唯物主义，实际唯心主义的论调，从而从实质上让人民丧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总很实用的想着自我眼前的那一点点利益，这也是我们当今官场中非常让人民痛恨的贪污腐化行为思想的理论根源之一。
侯教授又说“ 马克思主义靠科学真理掌握群众，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崇高的理想鼓舞人。”做为一个普通的理论研究者犯这样的理论错误，我想我们还可以原谅，但是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首届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2004年入选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这样的一个有着很深造就马克主义的理论研究者，就很值得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掌握群众，而是要让群众掌握真理，是让群众在掌握真理的基础上，依靠群众的革命的自觉性来为自己的权力和公众的权力而进行奋斗。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一个字眼吗？其实不然，这里反映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根本出发点的问题。侯教授这类理论家们，是为了掌握群众，要掌握群众，就必须要控制群众的思想，以期达到鼓舞人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其出发点就决定了，他们不愿意让人民看到世界人民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中，更多是运用自觉的斗争形式，来成功的捍卫自己在阶级社会里的各项权力。因此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民民主观就是自然的了，我们可以给这些理论家一个名头，那就叫思想禁锢主义。而做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让人民掌握和运用真理，让人民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努力的为自己和公众应该拥有的各项权力而努力奋斗，这些权力就包括生存、发展权等基本生存权、包括民主参政、民主选择、民主监督、民主决择、民主罢免与弹核权等社会政治参预权、包括言论、结社、信仰等个性主张权等等权力。我们说让人民掌握和运用真理，就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教育活动。而人民拥有上述权力，对于人民来说，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
侯教授又说，一方面用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某些美好愿望注解“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用“普世价值”去干预现实政治，为推行西方式民主开辟道路，这是严重的理论混乱。侯教授的理论在这里就很有些可笑了，我们任何先进的、文明的、有利于人民的政治的观点和理念，均是要通过对政治影响、干预、乃至于改变，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并推动社会前进，这就是伟大的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普世价值如果不对政治产生影响，那么就不可能有其普世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民主观念是普世价值中的一个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观念，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与专制主义对立的观念，我们就不会看到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看到天下劳动人民为了自己的各项权力而斗争的客观现实。做为普世价值的认可，是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认知的结果，是人民政治诉求的必然。普世价值不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普世价值观进入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是时代的必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真理追求的的必然。将普世价值狭碍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是不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
跟着侯教授又对民主来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侯教授说；“民主和国家一样，都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因而都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统治、都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本质上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从功能上看，民主决不是万能的工具，而只是有限的手段，它不能鉴别真理、不能提高效率、不能实现事实平等，因而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当民主存在的时候，它总不能真正实现，而当它真正实现时，民主也就消亡了。”并引用恩格斯的语言说；“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侯教授又用了上层建筑，服从于一定的统制阶级等理念。绕了很大的圈子，然后说；“它不能鉴别真理、不能提高效率、不能实现事实平等，因而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当民主存在的时候，它总不能真正实现，而当它真正实现时，民主也就消亡了。”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民主。其实，我们说民主就是一种制度，是对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形态下的人的权力进行保障的一种方式，在阶级社会里，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民主制度肯定会受到阶级的影响，但是在现代社会体制中，无论是那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人性原则上，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全世界大体相通的人性理念和原则让社会大多数人员接受并遵守，以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比如宪政原则、法制原则、民主原则等等。恩格斯对于普选制度的讽刺，那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双方你死我活的时刻，是在暴力革命的紧要关头，革命需要英雄式的领袖的时候，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所说的那样当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我们还要很理性的去讨论好那一拳可以打，那一拳不可以打的时候，敌人可能已经将我们打死了。但是在社会走向和谐和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时代，将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语言环境变化后还当做为经典，那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侯教授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典型教条主义者，之所以我们国家在马列主义的研究上水平不高，跟侯教授这样的专们家们长期占据着马列主义研究国家资源有着直接的因果，教条主义——害人、误国、阻碍真理张显，我想这种局面不会长期持续的。
依靠人民民主来管理国家、是共产党人的真正的追求，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民主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有利的武器和法宝。这时我要告诉侯教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谁最反对民主，贪官和一些非法即得利益者。我想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知吧。我希望侯教授能站在社会大众利益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您的掌握群众的思想观点。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普世价值是理想的，不仅有着现实的可能，还是人类发展方向上的可能。
第四，侯教授认为““普世价值”论混淆了马克思不同语境中的话语价值”。我们说，不同语境中相同的语言是有不同的价值，这是实事，但是我们要说，马克思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是在什么场合所做的既性讲演与发挥，而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考查和研究，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章来发表的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的。我们看到了侯教授将马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了几个阶段，按侯教授的意思，马克思关于民主的论述是在马克思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期的表达。但是请侯教授再看看马克思后期的一些文章，马克思并不反对民主，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没有脱离阶级的民主，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就反对民主。中国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至今还没读懂马克思，不得不说是中国占据着相当话语权的禁锢主义理论家、教条主义理论家们在牛角尖里的恶果。在上面我们说过，侯教授用列宁的讲话来跳过了恩格斯晚年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间的关系，凭着一个社会建构主义的伟人的思想，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转变的这一历史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同样用列宁的话来说明，列宁对民主的理解和主张，列宁在《彼、基辅斯基的回答》里就明确的说：“苏联民众应该使全体居民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的参加一切国家事物管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更清楚的表明；“群众有权力为自己选举负责任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细节，群众有权推举任何工人群众承担执行的职能。”注意列宁提及到了“每一细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政府要公开其行政的每一细节。通过上述语言，我们就看出了列宁一样的继承和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原则。关于混淆一说，到是那些死抱住权力而不让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意识进入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力与利益交换集团”在混淆着民主的基本的保障人民权力的制度意义，并非要给人民民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以混淆是非，保护专制、专权、专利（不是科学与版权意义上的专利，而是运用权力剥夺他人权力与利益和豪夺侵占国家与人民利益。）
侯教授又说了：“民主问题（即便是一般意义上）在马克思那里和西方一般民主那里仍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当“普世价值”论大讲民主需要代表制、民主需要普选制、民主需要社会自治等等这些所谓民主的共性时，它忘记了，这不仅仅是个法律形式或制度形式的问题，而根本上是个社会形态问题。”这里侯教授又在运用所谓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形式的概念来混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与理解了。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形式，人民是要通过这种形式来保障自己的正当的，全乎于宪法的利益和权力，权力与利益才是要实行民主的核心之所在，资产阶级能用，我们就不能用吗？考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制度推行的好的国家，人民生活与社会政治，就相应好得多。考查社会主义国家，让民主进入社会主义人民中的国家，就能够等到发展，反之就消亡。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上，虽然还没有彻底的实行人民民主，但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已经让人民有了自己的决策权力，比如农民对土地就有了自主经营权，农民有了职业选择权等等，我们说不要小看这些在经济上的民主权力发展与变化，这正是我国政治民主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的一种前奏，就如在抗战时期有一首歌里所唱的，“红日照亮了东方，自由之神他在这里来往”一样，那时中华民族为自己的自由独立而战，今天是人民为自己参加与管理国家的权力而努力。矛盾性质不同，但是向着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的方向没变，向着有全体中国人更多的合理的、文明的普世利益的获取上的方向没变。我们说民主的潮流不是资本主义的来领的，今后将是由社会主义来引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已经萌发出了社会主义的光芒，在相当多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的进入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倒是我们的侯教授们，抱着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观念不变，（这里我们不否定阶级斗争，但是能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用武装的方法来一个你死我活哪？）。我们可以这样说，上世纪后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当违反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专制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时期，而今天，是社会主义理念科学的、民主的向资本主义渗透的时期。世界会向着理想的目标前进的，对人类有共同价值的观点和理念是会让人民接受的，不论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下，人们更加的理性和自我完善、世界更加的和平是不可逆转的。普世价值就是是存在的，侯教授连民主都加以否定，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而否定民主制度对于人民利益的违护的基本观点都不承认，侯教授真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了。
第五，侯教授把普世价值与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扯到了一起，的确，任何一个强权国家，为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虚伪的角色，并且总是要为自己的一些侵略行径找理由与借口。在这里我们用一个反证法就能证明侯教授的理论的荒谬。我们说任何一个骗子，总是用好的，让人们接受的言论与观点来作伪装，在这个伪装下，用假的，损人利己或害人的东西来达到其可耻的目的。当人们上当或受骗后，很多人没有认识到，骗子的实质，而是去否定骗子所运用的幌子本身。我们说今天在国际事物中，就是如此，比如说一个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招牌，行侵略之实，结果我们不是对其侵略斗争，而是来批判这个普世价值。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国家会依然扛着这块招牌，并且这块招牌上的观点和理念让很多的国家接受。好了，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其原因就是这块招牌上所代表的实际理念和内涵，是让全世界人民接受的，如果没有这块好的招牌，那么骗子怎么骗人哪。骗子总不能扛一块我就是骗子的招牌来骗人吧。所以说我们应该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将这块牌子的理念大加批判一通。比如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就打着捍卫和平的招牌，我们要反对其侵略行径，要透过其招牌看出其想通过占领朝鲜，来控制和遏制新中国之实，但是我们不反对和平本身，而和平本身是我们追求的价值和实际。因此，这里要说明的是，某些有着想遏制中国的狭隘的西方民族主义分子，使用普世价值来反对中国，我们应该透过其招牌，看清其实质，但并不等于我们从此不再接受普世价值这个对于中国人民有益的理念。并且在这里我还要对侯教授说，普世价值不是什么西方专有的，普民价值中的许多理念还有着我们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和谐，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就有了“和为贵”的普世价值理念。
侯教授在其文章中，还有一段对于人权与主权的论述。侯教授还引用了伟大的改革者邓小平先生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说人权高于主权，首先不符合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讲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个人的命运还是直接地、紧紧地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没有国格就没有人格，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我们说这里面关于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的表述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国权比人权高得多，虽然这句话是邓小平先生说的，我认为，应该分清楚，国权要来是做什么的，国权要来是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的，就是在两者根本关系问题上，国权是为国内人权服务的。反之在国家危难时期，国权是国内人权的基本保障，如果国权没有了，那么整个民族的人权就将会失去，因此，这样的时候，牺牲个人的人权，为捍卫国家主权又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与责任，同时捍卫国家主权，就是在捍卫自己的人权。为此我个人认为，国家必须要把国民权力放在首位，而人民也应该服从于整体利益。这才是二者科学的辩证的关系。在两者之间，一般情况下国民的人权是主要的，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于民族与国家利益。
在这时我要说做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首先尊重的是科学和真理，而不是对某个领袖或者导师盲目的崇拜，崇拜领袖和导师可不可以，可以，我这里说的不要盲目。我在对侯教授的一些文章和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后，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对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和理论，目前在我们的理论界有几种不良现象，一是盲目崇拜，就是侯教授这样的，我相信侯教授是崇拜。二是吹捧式的拍马屁，不论其理论如何，先来赞颂一番再说。今天这个在台上，这个的理论就是最好的，明天那个在台上，就是那个理论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说前者还不涉及品格问题，不过就是理论水平问题，而后者则是学术品格问题。这里我为什么要说侯教授有盲目崇拜的问题哪？侯教授有一篇文章《“八荣八耻”的伦理价值》中，就对江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倡导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在文章中，侯教授从相关道德与伦理这些具有普世意义（当然侯教授是不承认的，因为在侯教授的眼睛里无产阶级以爱国主义为荣，资产阶级是以爱国主义为耻的，爱国主义也是有阶级的吗？）的荣辱观进行了分析，认为江总书记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但是就我看来，江总书记并没有说全，比如廉洁奉公、比如公平正义等等，还多着哪。我们再看今天，侯教授又不讲八荣八耻这个在“今天，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奋进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展现了中国人应有的精神面貌，是把道德建设放到治国方略高度的必然结果”的必然结果了。我们在这里，并不否定江总书记在看到社会道德风气在下降的社会现状，表现出一个政治人物对于社会道德要求的给于社会的正面的积极意义，而是对侯教授用一个理论家的面貌出现来做出的崇拜式的抬高，就很有些盲目了。说实话，江总书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相关制度与理论的建设事业中，最大的贡献不是其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两件实事，一是高级干部终身制度从其手中终结，二就是村民民主自治。这两条才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做出的具有的制度上的破冰式的贡献。三个代表今天还在提，我们说时光会让其不再提的，不是说其没有正面价值，我们说当初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移公移山》的老三篇，那时节谁敢说今后不是人人都会学的客观可能哪？而今天就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了，但一样我们还是肯定老三篇有正面意义与价值，也并不等于老三篇中提倡的那些观点与理念就不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
对于候教授，据说对马克思的文章是引经据典，经常是脱口而出，最后我要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与精髓，寻章摘句只能表现你的记忆能力，做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接受现代社会中有利于人类文明与发展的新观念，从而进一步充实、完善、进步马克思主义。你们有多好的条件，国家给了你们那高的待遇，从你的那个关系你的利益的级别来说，正局级，相当于一个地市的书记和首长了，从牛角尖里走出来吧，用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来认识今天的世界和理论，千万不要陷入那些个什么威势力与权力角力中去，否则你就算做到什么省部级，我们都只会说那是一个官，你的理论份量还不如一个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挑战权威的草民，虽然你们占有着相当的话语权超出普通劳动者成倍的利益获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