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华/文
从南京再次传来消息，一位老人大白天晕倒在大街上，众人围观20多分钟，竟然没有一人伸出援手，最后还是闻讯赶到的救护人员救了老人。尽管类似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但是它们接二连三发生在一个文明古都，具有典型意义，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使我感到惊讶、羞耻、不安与伤感。
我关注发生在南京的这些事件，不仅因为南京是我的故乡，而且因为几次事件都发生在我最为熟悉的几个地点。尽管我已有20多年没有回到这几处地点，想必那里早已发生很大的变化，物不是，人亦非，然而一旦想起这些地名和往事，我的内心都要激动不已。
6月2日下午，在浦口区江浦街道市民广场，一位七旬老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动弹不得，竭尽全力想要拨打落在身边的手机求救，几番挣扎都没有成功。而众人围观约20分钟，却无人敢伸出援手。老人终于坚持到救护人员赶到，才得以逃脱噩运。江浦街道就是当年的江浦县城珠江镇吧，我曾经在哪里上过两年高中，对当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美好的回忆。
2月22日上午，一名75岁的老汉在下关区三汊河公交站台下车时，在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半天也爬不起来，躺在哪里呻吟，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然而老汉十分清醒，连忙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跟你们没有关系。”听了这个“责任声明”，众乘客才上前救他，并报警求助，使老人度过一劫。位于秦淮河入江口南岸的三汊河，是我外公居住地，哪里有我的众多亲戚，幼年时期的我常常随着母亲、姐姐去探亲。那时三汊河没有通车，我们从下关中山桥南行，经宝善街和河堤，或步行，或乘坐三轮车，在三汊河码头过河。在我从南京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发现有公交车从新街口直达三汊河，专门乘车去了一趟三汊河，探望了就在终点站旁边的表嫂家。
不知是去年还是前年某日，在我非常熟悉的山西路一带，一位老太在穿行马路时发病，摔倒在地，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围观者中没有一人上前救助。一位在机关单位上班的中年妇女见状，大声地招呼围观者，要其中10来人在一张纸条上签名，证明老人摔倒不是她碰撞的，才开始救助这位老太。
再往前，就是那起著名的“彭宇案”了。2006年11月20日，青年彭宇在水西门汽车站下车时，发现一位老太摔倒在地，遂将老人扶起，并送其到医院救治，垫付了所需费用。然而，在得知伤势严重，需要大笔医疗费之后，老太太及其家人咬定是彭宇撞倒了老太，并将彭宇告上法院。鼓楼区法院以“彭某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为由，经过四次审理，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
彭宇案轰动全国，是因为法院不是依据事实，而是根据“常理分析”，对彭宇的举动做出有罪推断。根据这个常理，如果不是彭宇碰倒老人，他不会主动将其扶起，更不会将其送往医院，也不会自行垫付挂号医疗费用。彭宇案的判决是令人遗憾的，它不仅违背法理，对事情主观性地进行有罪推断，而且也否定了“扶助老幼”、“见义勇为”的千古道义和社会公德。
正如人们所料，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彭宇案的判决具有爆炸性，其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只能进一步促使世风日下。从那以后，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的新闻接连不断。据说，彭宇案发生之后不久，南京一位老年妇女摔倒在路旁，路人视而不见，纷纷避让。她显然知晓彭宇案，理解人们的冷漠与畏惧，没有呼救，而是在原地“静卧养息”。所幸的是，她的情况不是太糟糕，最后自己爬起来了，“自救”成功。南京一位小学女生，一直仰慕雷锋叔叔助人为乐的榜样，在放学的路上，将一位摔了跤的老奶奶从马路边上搀扶了起来，回家后高兴地将此事汇报给妈妈，不料却受到妈妈的训斥：你岂能做这样的傻事？你不知道彭宇吗？假如老太太说是你撞倒了她，那你怎么办？
当然，这些故事不仅发生在南京，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事件发生。即使是在现在的首都北京，一国首善之区，也不能例外。根据报载，几年前，在故宫筒子河边，一位女子自寻短见跳河，在水里扑腾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指手划脚，却没有一人下水施救，却有人对围观者中一位身着军服的年轻人大声斥责，质问他为什么不下河救人，小伙子满脸通红地走开了。等到专业救援人员赶到后，女子已经沉入水底，未能生还。
我关心在南京发生的这些怪事，不仅因为南京是我的故乡，还因为这些事情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我自己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就发生在南京，而且是在我离开南京北上读研之后回到南京时发生的。大约是1983年的寒假，我回南京探望父母，在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发现一位老大伯晕倒在地，几乎不能说话。我毫不犹豫地上前，将老人扶起，在服务人员的帮助下，将他背出候车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26年过去了，许多细节我已忘记，究竟是乘坐公共汽车，还是一直将其背往医院，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将老人送往医院的。反正当年我“风华正茂”，挺有力气，将老人背着送往三站地之外的医院，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在医院里为老人挂号付费（当时的药费十分便宜），使老人得救，最后还将其送回郊区（应该是顶山乡）的家里。我不知道老人子女是如何知道我的通信地址的，后来我就读的研究生院收到了老人子女的一封表扬信，信上对我感激不尽。院里经过核实后专门为我发了一期“研究生院简报”，全文刊登了这封信。这种简报是编号存档的红头文件，发给我的那一份不知后来丢在了哪里。现在从研究生院的档案室应该可以查到这份简报。我依稀记得，当系主任向我问起此事时，我只是微笑着，没有多说话，认为这只是一件平凡小事，因为每个人都有年迈的亲人，帮助他们是我们应该坚守的美德。后来，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往事。如果不是彭宇案以及彭宇案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恐怕我再也不会想起自己这段所谓的“扶助老幼”的经历。我一直认为，在别人有所需要的时候，扶助老幼、尽力而为，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七尺男儿的本分和特性。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在中央门汽车站所做的这件扶助老人的小事，我没有丝毫的彭宇式后怕，反而要感谢老人的儿女，他们的感恩之情驱使他们给我的母校写信，对我进行感谢表彰。
在当今社会，一方面由于世风日下，一方面因为机制弊病，彭宇案才得以发生，不仅彭宇流泪，而且有许多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因此，许多人不敢救人，面对急需救助的人，却选择躲避，或者干脆甘心做麻木的看客。这值得整个社会反思，党政司法系统尤其需要深刻反思，采取矫正措施。否则，这个病态的社会是可怕的。
当我看到有关南京街头老人摔倒之后的故事，联想起自己在南京中央门汽车站的经历，每次都感到哀伤。不过，在关于“见死不救”和“麻木看客”新闻发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相关的故事远比前一类要多得多，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大地上，许多在危急关头见义勇为者的故事常常令我动容。
虽然我已不再年轻，但是我坚定地认为，扶助老幼、见义勇为，一直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决不能在我们的身上丧失。我们决不能因为彭宇案的负面影响，而拒绝扶助老幼，不对需要救助的人挺身而出，施以援手。扶助老幼、见义勇为、坚持道义、惩恶扬善，是一脉相承的，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信仰和行动。坚持扶助老幼的人不但不能少，而且要越来越多，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