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除国企老总身上的“官膜”是虚晃一枪


周明华

广州《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5月31日正式“浮出水面”,广州国企新任命的老总今后将不再是“局级副局级”。广州市国资委主任张连广解读时称,广州国企将逐步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广州国企老总没有最高薪水的说法,国企领导人薪酬将与业绩挂钩。”他强调:“国企领导的收入不会太离谱、太冒尖”。(6月2日《每日经济新闻》)

当看到广州新任国企老总不再附着一层“官膜”而短暂欣喜后,再读到“国企领导人收入不会太离谱、太冒尖”这样的文字,我又“喜意”全无。不禁生出两点忧虑:其一,是不是现有行政级别缚住了一些国企老总拿高薪的手脚了,才有取消行政级别的“制度动议”?其二,这两个“太”字实在意味深长:“收入不会太离谱、太冒尖”,是不是国企老总的收入可以离谱,可以冒尖,只要不“太”即可?

广州剔除新任命的国企老总身上的“官膜”,实则有一层潜在隐忧。尽管广州的做法是顺应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形势,而尽快清理“红顶商人”与“政企不分 ”的制度性淤塞也迫在眉睫。然而,在没有相关明细的制度创新来破除公众疑虑前,如此“单兵突进”,仍有“花架子”之嫌,颇像虚晃一枪。当前,约束权力的机制尚不硬朗,特别是给予国企职工赋权的体系还尚显薄弱,还不能有效约束国企老总自定高薪、自发津贴的冲动。

在当前经济领域里的一些局部,国企老总与普通职工间的收入落差,已轻松逾过“突限点”。就拿作为北京国企的华远地产老总任志强来说,774万年薪已心安理得拿了好几年了,而该公司一线的售楼小姐,年薪不过两三万元。去年,世界银行副行长乔杜里在上海演讲时说:“中国一些企业领导的薪酬水平已高到不道德的程度”。一些带有垄断资源的国企,老总的高薪逾过内部职工10倍甚至百倍之多,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公众的诟责终究无法隔离,特别是当前语境下,国企高管高得离谱的薪水已成众矢之的。

此时,假若再按当前的处级、副局级、局级的行政级别待遇去制度性硬“套”国企老总的薪金,无疑相去甚远,这些国企老总必吃大亏。国企老总年薪动辄百万千万,这样“辛苦”几年,纵然暂无“官膜”加身又何妨,换谁都愿意当这种“赔赢难赔亏”的国资“看牛娃”——牛长肥了有肉吃,牛看丢了可以一拍屁股走人。况且,从张连广的话中,我们分明听出了这种取消官级尚不妨碍将来去做官之途。他说:“未来也不排除优秀的国企领导进机关的可能”。

这成了“双头马儿骑”,当然快哉!所以笔者以为,管好国企需先革新意识,国企高管仅是企业职工雇来的“管家”,理应是十足的打工仔身份,这种意识必须尽快注入到相关法制体系中。再细化权力监督体系,让监督者明晓什么样的国企老总的工资标准合法。这就需要适应新形势的企业工资分配的刚性制度,跟进相应的执法监督与常态审计,充分发挥法律赋予职代会与工会的民主监督权力,最终把国企老总的工资袋变成玻璃瓶。只有这样,国企老总的收入才不会高得“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