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舟子关于朱海军之死的声明说起
尚爱兰《悼念朱海军》在青青草贴出，有人就转方舟子声明帖。
我以为，现在是为一个生命哀悼，无关功过得失，无关他人抄作。一个网人死了，值得哀悼。这点怜悯心应该有的。
关于方舟子对于朱海军之死的几点声明，如果是学术讨论，可。问题在于：科学、财富、灵性、宗教的价值高低与对一个生命的哀悼并不直接相干。我们往往用太多的社会功利价值代替一个生命的价值。没有生命平等的价值作基础，社会功利价值建之何处？
是的，朱海军狂狷，朱海军是民间科学家——注意，方舟子说人家伪科学本身就不地道。在国内舆论界，他照样是民间科学家，与朱海军同类——《中华读书报》 曾以《遭遇民间科学家》为题，整版对朱海军等人进行报道，虽然持否定态度，我觉得民间科学家的提法，远比动辄指责别人伪科学科学。我对朱海军的许多观点包 括最著名的“朱海军力”持有异议。但是朱海军是一位网人，他促进着网络传播，张扬着生命自由与网络自由的精神，临终前一个小时内还在上网，无论如何他值得 哀悼。如果我们认为网上相逢是同类是缘分的话。
方舟子帖并不尖刻，主要针对李方，认为他炒作。但是，他这样急于发表声明，显然把一个对手的死的哀痛看得比自己受到的委屈、误解轻。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点。
第二点，即便朱海军都是胡说八道，方舟子都是金玉良言——他有些论点我很同意，如科学无禁区，区别也许有的，绝不至于方舟子是科学家，别人是伪科学家——也无须在对手刚死时声明，显得鸡肠小肚。
第三点，什么是价值？是不是科学家、世界级科学家的生命才有价值？一个人一辈子与科学无缘，甚至脑瓜里还有点封建迷信，死了没价值，不值得哀悼？
做学问离不开做人。学问再好，如果居高临下，恐怕愚蠢百姓照样唾其一身。而我们人一有学问就忘了自己首先是人，平常人，然后才是学人，有成就的学人。
我们对学人尊重是应该的，学人对老百姓的尊重更是应该的。
常人死了，悼之。多数的多数注定平庸。朱海军平庸谁不知道。所以他才值得哀悼。
哲人死了，才能歌。并且还要歌者与死者相配。歌，是生者死者的心心相应，且在灵性与智慧永存的档次。什么人死了都拿来歌之，乏味。
仇人死了，哭之。没有对手的生命活着亦如僵尸，还不哭？
就当朱海军是只蚊子吧，榕树下那篇获奖散文题目不是《蚊子的遗书》吗？
（2000年9月20日）
《狼图腾》：狼吟中的振奋与遗憾
曾是“老三届”下乡知青的学者姜戎，以其亲身经历和30年 准备，创作了“世界上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长篇小说《狼图腾》，可谓厚积薄发，一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广泛的注 意，在情理之中。编者荐言：“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种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 样，原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能够在自然式微、物种迅速减少，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雌化的今 天，读到《狼图腾》这样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实在是读者之幸。”这些评论是中肯的、可以接受的。
该 书以文革中期北京知青陈阵、杨克下乡的内蒙额仑宝力格牧场为背景，以鲜为人知的草原狼、人、畜大战和游牧历史为对象，以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对草原、草原狼、草原出路的不同认知为对比，锋芒直指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我们是龙还是狼的传人？”神奇壮阔的草原风光，温馨浓郁的 文化风俗，俯拾皆是的历史故事，惊心动魄的狼马、狼羊、狼人大战场面，以及草原民族内心深处的狼图腾情结，无一不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夜幕下的草原、独孤的狼 群和神秘莫测的腾格（天）里意志。激动，沉思，不寐。素材丰厚，视野开阔，故事悲壮，底蕴深邃，文革背景特殊，文化冲突互不相让，以及毕利格、嘎斯迈、巴 图、陈阵、杨克、包顺贵等人物和小狼、二郎、巴勒、黄黄等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具备了伟大小说的感人因素，对骨子里藐视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文化优势论带来震动 和冲击，对多民族国度里的汉族老大哥心理具有不可忽视的诊治作用。
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和批评者，认为小说没有成为上乘之作，又是很大的遗憾。
一 方面，小说艺术性没有达到与题材相应的高度。结构不够清晰，甚至比较松散，缺少上乘之作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四 伏、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布局特征。故事性不强，情节线索与形象刻画不很突出，没有在狼群出没中，紧扣农耕与游牧文化冲突展和人们各自的态度展开情节，重 置故事，使人物和动物形象足够典型。叙述语言和人物个性语言存在进一步精良化的可能性，虽然有些段落表现得很有张力，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显得力不从心。引用 史典来断章，虽增加了文化含量，但语录式的断章取句，与故事并无直接联系，不知所云，画狼类犬，算不得明智之举。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还不是艺术功力问题， 而是价值选择问题。作者太急于把自己的研究合盘托出，太急于议论，忽略了小说自身规律，可以说，作者明知这样写不好，也愿为张扬学术性牺牲艺术性。在我看 来，在小说中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不是不可以，但首先应以小说笔法构置文本，然后兼及其它，包融其中，大象无痕，不是强行捏合。
另一方面，作为小说主旨的狼文化思考，其实是国民精神现代化的思考，这一很有意义的命题，拨动读者心弦，搔到民族精神痒处，遗憾的是，在故事叙述和长达４６面的《理性探掘》中，发现作者的理性探掘也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高度，颇多偏颇之论，带有时下思想方法上的某些通病。
作 者显然受了探讨日本文化的《菊与剑》的影响，把中华文化中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比喻为狼文化与羊文化，认为狼是自然进化 和民族文化再造的发动机，羊是农耕文化固有的性格，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更是狼的传人，汉民族本是融合了多种游牧民族血统的民族，这些是可以认同的。但文化 研究，说到底是研究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内在的精神生活方式，须进入更高智慧层面，顾及更多更重要的事实和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只取自己所需的材 料，搭自己所需的房子，置更多材料于不顾。将游牧文化概括为狼文化，固然也包含了狼的生存智慧，但主要还是狼的进取精神，属力，不属从农耕文化取代游牧文 化、工商文化取代农耕文化、信息文化取代工商文化占据历史进程主导地位中得出的智。事实证明，尽管游牧文化有农耕文化所必须的精神，游牧民族打败过农耕民 族，但游牧文化并没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五胡入华，忽必烈远征，满族入关，终究不能把农田变牧场。羊狼之间，需要保护的是狼的牧场而不是羊的农田。羊是 农耕文化的惰性，却不是全部；狼是游牧文化的优点，却挽救不了没落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进程固然与民族性格有关，更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民族选择有关，战 争胜负还与道义有关。精神固然重要，却非万能。否则，有着庞大狮群、狼群，又有石油资源的非洲部落，也不会遭受发达国家的凌辱了。
如 果作者只是赋予狼一种文化精神，让人们懂得人和自然、人和万物、人和草原的关系，对天道地道多一点敬畏，好好保护环境， 不要人为地将一种生产方式消灭，我们不必如此费舌地加以评点。问题在于作者的主旨在于探索民族精神现代化，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丧失狼的进取精神是危险的， 只有狼的进取精神更是危险的。从更高的智慧层面看，狼羊问题只是个度和时机问题，而把握这个度和时机的智慧正是农耕文化提倡的中庸之道。如果被作者批判的 农耕文化仅仅是羊那么简单，早被狼吃了，何来今日之虞呢？其实，人从动物中来，又在社会中斗，人人有天生斗性。生产方式造成习惯和注意力改变，却不曾消灭 斗性，带来的后果只是战斗意志释放快与慢和如何权衡利弊的问题。毛泽东在羊群中发动“文革”，其参与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斗争手段之残忍、被斗人地位之 高，岂是古老的游牧民族可以想象，连老人家也不得不哀叹：“文化大革命八年了，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而今，这种斗性又与急功近利的商业文明相结合，生出 制假贩假、杀人越货一类的刑事案件。何以抑制恶性膨胀的狼性，靠的正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智慧，包括作者批判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等温文敦厚的儒家精神。
百 余年来，中国学术界总有一种偏执，以为中国问题出在孔、老学说，传统文化一次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靶子。现代化不能固守传统，可也不能离开传统。审视传统需 要平和心态和正确方法。不能陷入要么传统要么现代、要么东方要么西方、要么姓资要么姓社、要么从狼要么从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中。以儒道佛为支柱的 中华文化，使古老的中国完整维系至今，是世界唯一的奇迹，其中必有深刻的奥妙。对国学对西学没有吃透真义便排山倒海地批判，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的混战。刚 与柔固然是研究国民性格的一个层面，道与器、体与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则是不可忽视的更高层面。不进入这种层面，
就 很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提倡“韧”的战斗，也难以找到国民精神现代化的途径。对中原农耕文化来说，游牧民族的输血固然重要，自身能够接受输血的机能更重要。 邹牧仑在《伴孔子周游》代后记中 说：“遍瞩人类典籍，人们不能不感慨万千！从西亚的沙漠荒原到欧洲的辉煌殿宇，一一部被捧为经典的著作，哪一部不透露隐隐杀机？哪一部不叫嚣复仇，哪一部 不高喊着扩张？哪一部不狂呼着种族至上？”“人类——，几十万、几百万或几千万年发展而来的人类，在他们漫长岁月的经验里，无不对武力津津乐道！如果说人 类曾经在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中，发明出一个能够覆盖全人类的仁义、和平、公正和友爱精神，那就是中国和中国人，因为中国和中国人拥有一个跨越国界的伟人 ——孔子。”看来一种文化，强大的不仅是它所依赖的力量，更伟大的是爱心和兼爱的自制力。“可是，在近１００年的衰败时期，一些性情急躁的中国人却无法耐 下心来审时度势，他们轻率地以１００年的历史来否定２０００年的业绩。”
这 就是农耕文化的精粹，儒道佛构成东方文化的主体，远非一个“羊”字了得。东方的仁爱和人天合一的智慧，使不少西方学人在 看到西方哲学对宇宙无穷而人类认识能力相对有限、认识经过人的过滤同样存在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以及有限认知经验何以检验无限的新认识等根本矛盾日渐显 露的无能为力时，认为东方智慧可以弥补不足，２１世纪将是东西融合的世纪，东方复兴是人类福音而不是黄祸。中华民族复兴的契机也隐藏于此，除了东西融合别 无它路可走，也只有这条路是安全可靠的。吆喝着蒙古草原的狼群赶赴现代化，给人黄祸再起的印象，于人于己都行不通。
为 什么农耕文化具有适应信息时代工商文明的机制？因为农耕文化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离不开水。河图洛书均出于水，决非偶 然，而且大禹就是治水后继位的，都江堰是世界上最早最大也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水至柔至汹，生命起源于水，水一来一去，田野的庄稼一青一黄，再大的 创伤很快恢复了。在长期与水相伴的经历中，逐步形成了与水一样至柔至刚的文化特性。这些特性包括：珍爱生命，重视整体，讲究变通，能从每个局部看到背后的 生命整体，主张生命的整体性，自制力强，与重局部重效用的西方文明有所不同。钱穆《晚学盲言》开篇就论述东西方文化特性的不同。西方到了系统论、信息论之 后，才发现局部包含整体的可能性。西方学者也是从这些不同中发现玄机。东方智慧，并不仅仅与农耕文明相联系，它包含了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因而不仅不是现 代化的天敌，而且可以容纳现代文明方式。中西合璧，才能使人类社会进入更理性更人性更自然的自觉文明阶段。“老三届”根基不足，容易落于常见的学术病垢之 中，是个人遗憾，更是时代悲哀。我也属“老三届”，职业虽非学者，却希望学术更加昌明。
（2005年5月25日深圳寓所）
向苦难求证
——读《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著作，“窥视1957年 的禅机，谁在拈花微笑”。上涉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党内历次斗争、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下涉世纪之交中国现代进程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并将重 要的政治领袖人物、众多知识分子纳入关照对象，在历史与文化交叠的坐标上，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化进行“全方位地立体地再现和反思。” （本书简介语）思路开阔，史料翔实，人物众多，辨析深刻，气势恢弘。史实，史论，群体心灵的旁白与自白，融为一体。为那段虽已烟消云散、却始终如锥如刺扎 在知识分子胸口和现代化骨节上的历史造像，为当下隐忧、民族前程求证思想资源，更为知识主体的成熟和崛起拊膺呼唤。
如果承认现代化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现代化进程实是知识的社会化和经济化，那么现代化肯定离不开知识、知识分子，离不开社会成员的知识化，知识阶层 必将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与革命的经验相反，现代化不是将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化，而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知识化。我想，这是解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钥 匙。回想1978年 以来的民主政治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并未超出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当年建议内容多远，如共产党与民主党关系的问题，以党代政的问题，健全法制的问题，权力 监督的问题，信任知识分子的问题等等。设想，如果当时就真心实意依靠知识分子，听取他们的建议，而不把他们推向苦难的深渊，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会顺利得多 吗？
历史不是某个人的一相情愿，而是现实力量、各方利益、文化渊源、道德心理、价值取向综合作用的结果。理想之花，在人类文化优美的一面占据主流、民族具 足智慧、国民心理判断处于清醒状态的土壤里，会结出灿烂之果；而在人类文化阴暗的一面占据上风、民族智慧蒙垢、国民心理判断晦暗的土壤里，则会跌落深渊或 者生成罪恶之花。该书的主旨，正是从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那段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分辨哪些土壤是光明的、哪些土壤是晦暗的，为今天和未来提供可资借鉴的 宝贵资源。反思在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关照下全方位地立体地进行，各方面虽然未必能立即认同，引起知识分子作用、命运、地位的积极思考却属必然。中国知识 分子价值被重新定位，就会对中国现代化产生深刻影响。所以我认为，该书是1978年以来对反右、文革等重大事件反思的集大成之作，却并不标志反思的终结。从苦难中求证资源，深刻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人格，还是刚刚破卷之题，尚得经历诸多痛苦的磨难，才能从外在环境与内在秉性两个方面获得应有的长进。
会同书里书外的感受，许多问题萦绕心头。掩卷长思，不吐不快。
民 主的代价：反右以大鸣大放开始，以全面反击、近百万右派戴帽结束。仅仅是引蛇出洞吗？不！作者透视了各种原因，无可置疑地证明：这是中国民主的代价。在 长期专制的深厚土壤里，在民粹主义的理念中，民主不过是一种手段，诗意般的理想才是目的，手段可以因需要和目的而放弃。不仅当局，还有刚刚翻身的工人农 民，甚至一部分旧知识分子，骨子里信奉着清官和好皇帝的清明政治，而不是新知识分子信奉的民主法制；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首要任务是捍卫胜利果实，继而建立 具有大同色彩的理想国，知识分子关心的却是国家兴盛与民族进步，在科学、民主、法制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国家，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理想对立如斯，又同处新 中国的屋檐下，一笼二虎，斗在必然；且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资本家，投身革命亦被视为应当改造的对象，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整体被划入资产阶级，一 旦风吹草动，一声令下，知识分子被围剿的命运可想而知。只要中国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惯性还在发挥作用，只要中国工人农民还没有知 识化，中国社会还处在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二元对峙的状态，知识分子仍有被视为异端、遭遇迎头痛击的危险。这是中国民主必然付出的代价。反映到党内来， 便是谁与知识分子距离近一些，谁的现代化主张多一些，谁就可能在政治风浪中遭遇贬黜。
知 识的地位：一大二公一直是诗意化的的农耕理想，知识需要，却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同理想。粮食，钢铁，汽车，可以振臂 一呼，通过人民战争式的大跃进得到，而不一定需要工业文明。而且，指挥满怀热情的工农兵绝对比智慧被知识武装了的清醒的知识分子容易。因此，在民粹主义占 上风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拜工农兵为师，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反之，以顺应潮流、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为理想，则要求工农兵知识化。工农兵知识 化以后，会保持科学头脑，维护科学尊严，失去盲动的热情，影响振臂一呼、舆论一律的效应。这是民粹主义理想所不愿意接受的，于是才有反右和文革的知识大苦 难。时至今日，知识经济风暴劲吹全球，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国策，中央明确控制过快增长速度，而诸多省市依旧不遗余力争项目争投资争开发区，驱民为市，垒“ 万元户”“大企业”，报水数字，其目的是加速现代化，其性质却与大跃进相象。知识与知识分子地位的确立，还须经济甚至政治上的更多教训。
仁慈的缺失：孔子主仁，墨子亦主兼爱，佛家主利乐有情，中国并不缺少仁爱思想。然而，历代帝王多行霸道少行王道，“五 四”之后几乎将一切旧时之学扫地出门，只剩下革命的大写的一个“斗”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皮开肉绽、你死我活，一点不肯“中庸”。在狭隘的农 民心理（中国工人阶级心理上其实多是农民）占上风时，知识分子始终被提防着。一旦被确定为假想敌，打ＡＢ团也好，延安整风也好，反右也好，文革也好，惨烈 斗争，根本没有“八路军优待俘虏”可言，也没有法度可言。因为对敌人的容忍，便是对人民的残忍。知识分子没有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成片倒下，却在内部的政治 运动中成片倒下；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至亲至爱的口诛笔伐、无情镇压中。罪恶不在于他们真地通敌反党，而在于他们能言说会思想。会思想而遭怀疑， 遭怀疑而被打倒，是阶级斗争至上的必然规律，仁慈曾经施于俘虏，绝不施于知识分子。仁慈缺失的遗留症，是而今民众心理的普遍冷漠。珍重生命，关爱他人，谨 慎斗争，依法行政，是道德和法制建设的大课题。
群体人格缺损：反右开始，民主知识分子还没找到感觉便遭遇灭顶之灾，几乎一夜之间整体落网。或许他们对整风太过相信， 对民主太过认真，却本无反党之意，更不想与新中国为敌，不过是真心实意帮党整风，说了心里话，并且大都言之切切，有益国家前途。他们对党的忠心还表现在被 打成右派、遣送劳改之后，仍然心悦诚服接受改造，相信党不会抛弃他们，盼望回到党的怀抱；即使少数人坚持自己无罪，也不曾说过半句与党分心的话。林希翎这 个最终未曾改正的大学生右派，８０年代被骗往台湾，利诱威逼，仍不肯发表一句反共言论，与党一心可见一斑。对当时情况下知识分子整体投降，我们无话可说， 不能期待他们有丝毫抵抗。但是，当灾难临头之后，夫妻、父子、兄弟、同学、同事、上下级之间的相互撕咬、指正、告密、落井下石，以及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有 罪，却不能不报以嗟叹！人格缺损，固然出自高压，同时也出自软骨病和个人道德底线的崩溃。他们几乎没有挺直腰干在革命队伍里做过一天人，知识有罪，是压在 身上，放不下躲不开的石头。４８年前沉重一击，而今隐隐作痛。不敢放思，难以放言，现代化之希望何在？唯期社会各阶层知识化进度加快，知识分子队伍扩大， 才有益于促进价值观念更新和群体人格重建。
东 欧参照系的阴影：东欧知识分子对中国是一部可怕的教科书，一个决定性的参考系。自裴多芬事件始，屡屡决定中国知识分 子的命运，甚至邓小平这些的领导人，也逃脱不了被指责为中国“纳吉”的命运。反修防修的观念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即便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成为铁定事 实，思考仍然会停留在那个时代，把东欧知识分子蜕变当作最大的教训。如果不能对马克思故乡已经发生的变迁作出科学解释，这个阴影仍有可能笼罩到中国知识分 子头上。
二元结构的对峙：亲知识分子的工业文明与远知识分子的农耕文明，彼消此长，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决定中国现代化 的进程。毫无疑问，在现代化已被确定为主要目标的今天，工业文明并不能立马代替浓耕文明。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农业尚未工业化、农民尚未知识化、农村尚未城 镇化，而且因为中国工业文明所积累的知识财富还不足以消化和取代农耕文明的巨大遗产，对峙还会有相当长。知识与知识分子命运的改观，只能期待工业文明不断 壮大。而工业文明的壮大，决不是官方倡导、多加引进就能解决，须有一个东西文明、工农文明、古今文明撞击交融的过程。因而，在国家安定、经济顺利时，基于 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理想占上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会得到重视；在局势动荡、经济不稳、矛盾加剧时，基于农耕文明的民粹主义理想占上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思维惯性抬头，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日子依然会难过。不得不看到，反右及文革的思想基础并未完全消失，甚至隐匿在各种复杂矛盾的背后，期待干柴烈火。
教 育的扭曲：建立在应试基础上的教育，多有科举余味，且是八股余味，而不是“学而优则仕”余味。教育的最大功用是人的 知识化社会化。这个知识化社会化包含人格教育在内容，成材必须先成人。而我们对于人的教育，流于概念化实用化的思想政治工作，缺少人文深度和精神个性。因 而，在知识分子数量明增多、社会成员学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并无明显改善，道德水准甚至滑坡。教育虽不是唯一原因，却是至关重要的原 因。教育丢失人文传统和科学精神，难以培育知识人格，实是一大病症。教育的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与自身状况难有较大好转。
希望这一切只是被书迷住的痴人说梦，希望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空永远艳阳高照，希望历史苦难不再需要回头察看，希望中国的现代化一帆风顺！
（2005年6月5日）
痛定思痛的静美
——读《往事并不如烟》
这 是一部被我定义为私人著作的情感片段回忆录。所谓私人著作，绝非贬义，乃区别于缺少个性情感、智慧特征或基于事业、学术而顷其一生之力、博大精深的煌煌巨 著。唯指其基于亲历性、纯艺术性和无功利性，具有悟透历史的眼光与悲天悯人的智慧，对于参透集体苦难，绝非无可用处。诚如作者所言，文面上看，只是“ 把看到的、记得的、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不同于完整的回忆录。细读之后，才发现，所忆虽是饱含集体苦难的个体苦难，却并不张扬自己的苦难，也不只讨自己 公道，反而努力节制痛彻心脾的情感，回避不测风云中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学养智识和善心去理解自己喜欢不喜欢、景仰不景仰的每一个人。如此冷静而诚挚地 使用个人记忆，对于身经大悲大苦的作者来说，是一种近乎残酷的美丽。
作者章诒和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957年反右中钦定为罗章同盟首领的章伯钧的女儿，她本人也因不满于 “ 文革”江青乱政，在日记中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服刑十年之久。苦苦等待她的丈夫，在她好不容易假释出狱后半年，病逝 在她怀里。进入老年，孤独一身，“寂静的我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 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文字包含多少苍凉辛酸。
就创作而言，“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伤心往事，耿耿于怀，如刺在喉，吞咽艰难。个人有权诉说、宣泄、臧否，讨还道义。而且，基于个人苦难言说，可以写出 至情至悲、感动天地的作品。但该书不止于此。因为这苦难是集体的民族的文化的，仅仅立足于个人诉说远远不够，哪怕往事曾使自己九死一生、伤筋透骨、伤痛难 消，也必须冷静盘点个人苦难背后的集体大悲大苦，悟透悲剧发生的原因，理解荒唐时代集体、个人的荒唐表演，理解命运注定的苦难和个人对于历史犹如羊对于狼 的无能为力，明白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悲伤的自由，从而使自己进入大智大悲的境界。痛定思痛，冷静而有节制地表达情感、思考和 臧否，应是上乘佳作不可或缺的因素。
《往事并不如烟》正是这样一部上乘之作，其智识、情感、胸怀境界，远非八十年代以来所谓反思之作可以望其项背。那些作品，或反思浅显、不及皮毛，或杀伐 严厉、褒己伐人，或身同事外、一脸冷漠，或功力不足、味同嚼蜡，总之使人怀疑民族自省力之低下，竟无透视历史的智慧可言。该书是我近年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佳 作之一，自然没有这些毛病。小桥流水式的痛彻心脾的心境，“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智大悲的情怀，小说的可读性，散文的情致，回忆的质朴，史笔的凝重，论辨 的哲理，悄然溶解在深邃的情怀和圆转的智慧里。犹如月光下的冰山，情感、文采、智识，在静美中熠熠闪光。读它，我想起读梅林《马克思传》的景仰，读纳兰词 章和德龄《御香缥缈录》的畅快，读史记的沉重，读《红楼梦》的恍若隔世。好书难遇，尤其是在许多作者只知道为稻粱谋和表浅张扬病态自我的今天。
六篇作品，除写到作者父母章伯钧、李健生外，主要涉及八人：史良，储平安，张伯驹、潘素夫妇，康同璧、罗仪凤母女，聂绀弩，罗隆基。这些活跃于19世 纪上叶中国历史星空和受难于反右、文革炼狱的知名人物，除史良担任要职到１９８５年逝世外，多已沉寂于国人视野。连我这样的“文革”亲历者，也只略知声 名，而无法走近他们的人生。作者以冷静细腻的笔触和所历所闻的细节，圆读者一梦，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志趣和经历。一个个鲜活的面容重现视野，历史和人生 又多一面镜子。作者学养丰富，心怀慈悲、善解人意。她透彻理解人物的志向、爱好、行为与缺陷，将具足的不为常人所识的气质上升到审美高度。对于史良、章伯 钧、罗隆基、储平安这类民主政治家，康同璧、罗仪凤这样东西合壁的最后的贵族，对于张伯驹这样的公子哥儿和潘素这样的画家，如果没有足够的修养和悉心理 解，绝难把握他们的人生轨迹，更难发现他们存在的价值和人生的闪光点。对我来说，在回忆录里，理解人物远比了解事件重要，否则难称上乘之作。
作 品是作者的镜子，在描述人物的同时描述自己。我们不是从《史记》中认识司马迁的铮铮傲骨，从宗璞对乃父冯友兰的回忆中认识她的拳拳女儿心，从董桥散文中认 识他骨子里孤寂清高的“遗老”情结的吗？而章诒和能告诉我们，康同璧这样的“遗老”和张伯驹这样的“遗少”具足的是一份文化的尊贵。回忆录写的是风云变幻 中远逝的一群大知识分子，父母的友人，作者的长辈，学养、经历、爱好、修养各各奇特，除却文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作者走进他们的人生。而且，政治亦非作 者所长，写的却是反右至文革中煎不断里还乱的政治苦难，所能依据的也只有文化修养。无力栽花，有心插柳，凭借史心史眼，悟解与反思行进在文化里层，大音大 形，昭启世人。书中不仅有许多充满文化韵味的政治格言，如：“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民主党派曾 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快净土之后，储平安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 彩……”“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 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而且具足文化智慧的人生格言也比比皆是。由于篇幅限制，只有读者自心去品味了。这使我想起洪治纲最近在《南方都市报》关于“ 伟大的中国小说”讨论中提出的“写作训练与文化储备的危机”问题，熟练的写作技巧与足够的文化储备是作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基本功缺失的背后是急功近利的 文化轻慢症，在这样的状况下写作，如非低水准的自娱自乐，绝对生产误人子弟的垃圾。
作 者出众的文学才华，表现为她对重大题材的私人化处理，对人物的侧面描述，对细节的足够珍视，对文字使用的纵控自如。从一个个生活侧面入手，勾勒出知识精英 的悲壮群像，历史的真，人生的幻，至情的浓，悲痛的深，历历再现。“发噱处令人喷饭，艰厄时使人鼻酸，深刻处让人灵魂震撼，相濡以沫时又令人眼眶湿润 ”（严家炎）。画虎画骨，力透纸背。“此类笔法，惟有大境界者方能为之”（孙郁）。与我同时读着的《禅机：1957苦 难的祭坛》（胡平，广东旅游出版社）相比，前者是隐于高山丛林时断时续的清溪，美得沉静，宛如仙音；后者是奔腾于万里平川龙吟不止的黄河长江，美得壮阔， 势如雷霆。就语言的运用而言，《禅机》多用长串排比，展开火辣的议论与情思，这一方面为作者透彻的见解造势，另一方面又使作者见地时常淹没于光怪陆离的辞 藻中。这种现象，在《往事并不如眼》中是绝对看不到的，作者只需要简约、平静的文字，便能将己之所言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你面前。行文清澈如水，无须多假外 力。这就是功力、境界，也是称之为私人著作的原因之一。
（200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