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的论证 ——陈寅恪《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读后 寅恪先生认为：“欧几里得之书，条理统系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此满文译本及数理精蕴本皆经删改，意在取便宽施，而不知转以是失其精意。”寅恪先生还指出，德意志人浩尔资曼（Wihelm Holtzmann）翻译的德文几何原本也属于类似的删节本。该译者并在自序中写道：“此本为实用者而作，实用者仅知当然已足，不必更示以所以然之理。故凡关于证明之文，概从芟略云云。”（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几何原本是数学巨著。从学科分类讲，数学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是这两者共同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形式。卓越的自然科学著作或数学著作，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量的“所以然”，这就是数学中的“证明之文”，——由此，“知当然”即科学的结论，则是论证的必然延伸。社会科学的学术表达本质上同样如此，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的学术表达自然也是如此。 我国古代的数学著作，尽管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古代世界占有重要一席，但总体而言论证部分相对较弱，是重要缺陷。中国古代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基本与此相似。其原因，人们已经指出了：看重的是实用。——更确切地，是具体可见的实用类需求的过度扩张，挤压了较纯粹的理论思维。这种历史传统，对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有重要负面影响。 例如，举眼看一看现今自称经济学研究或经济问题的研究著作，以及其他形式如网络上的社科类文章、经济类文章，绝少有在其中深入论证的内容。相反地，绝大部分内容是作者认为“应该怎样”的观点的陈述。——但是，既然没有严肃的、合乎逻辑的论证，这一类的“应该怎样”，除了涉及社会实际问题时，可能有或多或少的可取之处，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著作的距离必然遥远得很。 这是现今中国学界的极普遍现象。岂但中国学界，翻翻当今西方的众多经济学教科书，也几乎满眼都是各种观点的东述，稀少的是论证过程。希腊的学术传统，即使不能说已经断绝，实在也难在当今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中看到多少了。唯有自然科学著作和数学著作，依然充满严密论证的学术之风。在这两个领域，众多的中国学者也是如此尽力追求的。 寅恪先生的历史研究方法、他的学术特点，各人会有各人的看法；前些年，也曾经为一些人所关注，现在还关注的是很少了。但是，学术上真正重要的东西，其生命必定是长久的。 撇开寅恪先生的写作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爱好和风格，就学术表达的基本特征讲，就是严密论证；而他所揭示出来的新东西，往往是他所研究的具体对象中的关键方面。寅恪先生的本业是历史研究，但他的学术表述方式，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同样是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的范本，也是经济学著述的范本。 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次读《资本论》时，除了研读原著外，本想看看其他学者的介绍性著作，为此买了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但实在不喜欢只有要点没有分析的写法，无法读下去。此后就几乎不看解释性书籍，而把工夫花在研读原著上。也由此明白，马克思著作详尽的论证过程的异常重要。相反地，只有结论而无论证的著作学术上几无用处。——解释性著作也有好的，后来我看到的，俞明仁的《〈资本论〉讲解 第三卷（下）》，就不错。 可是直到如今，国人的绝大多数，对于学术性著作或研究性著作，仍然急不可耐地只找着看结论性的东西，极少关注——也极少有人肯耐下心来看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此种现状的改变是极难的。 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又分明晓得，这样的路子不妥。例如不少家长知道，对于子女的学业，知识的掌握“关键是要理解”。这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分析过程、论证过程，是站得住脚的“结论”不可或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