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新京报》发表题为《温州“购房门”责任人被捕》的消息，似乎温州“官员购房门”事件已经平息。然而，文章并没有深挖。在笔者看来，温州的确已经由穷变富，但其下一步能否继续站在时代的潮头，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温州是改革的先行者。简而言之，“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民间制度的无穷创新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政策层面，就是“逼出来、干出来、传下来、放出来”。这里原本地少人多，资源贫乏。民谚云：“永嘉（县）单干，文成（县）人贩，平阳（县）逃荒要饭，洞头（县）靠贷款吃饭。”如今却商潮涌动，流金泻银。这里原本最少计划经济的控制，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强大生产力、十多万购销员遍布全国找市场、农民自我积累兴建起来的小城镇三位一体，无疑是最经济、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市场行为方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的道路，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后来又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商品集散地，比如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白象建筑材料市场等闻名遐迩。

 

回首艰辛的创业之路，这里的家庭手工业仍然动力不竭，营销模式已然千变万化，而城镇建设方面却遭到了空前考验，即市场主体不能正当防卫其外部边界，市场交易成本太大，这是一切传统商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市场社会最大的制度成本。在西方，这一般通过有限赎买完成，也就是通过契约手段束缚政府权力，确立对市场经济的绝对尊重。在中国，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温州模式”能否越过这个坎儿走向现代市场的厅堂？“官员购房门”事件折射出，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超乎想象，而这足以动摇市场经济的根本。

 

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就是承认和保护资源由市场配置，政府是有限的和安分守己的守夜人。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市领导敢于在企业召开现场办公会对违法行政的官员严厉训诫，敢于为被险些当成特务对待的人担保，敢于为“挂户经营”大开绿灯，敢于为抓错的“八大王”平反，敢于为发展私营经济辩护。没有过去的改革家官员，就没有现在一个个出色的企业家。

 

现在，温州部分官员的不洁身自好或者政府公权力对经济行为的过分侵入，让人担心“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变质。比如，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温州瑞安莘城镇上山根村被非法强制拆迁的事件。类似的强制拆迁，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温州。在笔者看来，温州本应凭借其敢于改革的魄力，探索出一条解决拆迁问题的双赢之道。

 

温州曾经有机会发展出最好的钱庄，可惜夭折了，导致今天温州游资成为“炒房团”。温州私人用品繁荣，公共用品短缺。套用过去攻击温州的一句老话“表现很好，成分不好”，不好的成分现在是谁呢？“温州模式”正经受生死般的考验，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

 

“手拿的米饽、脚烤的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温州历史上也曾富有过，但没有改变人们潜意识里的官本位意识。这一次能不能例外？笔者相信能，因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但是，这需要各方付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9-6-29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