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西抚州人。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别人的反应通常是这样按部就班的。首先，对方会反问：福州，那不是福建吗？我不得不纠正：是抚（fǚ）州，不是福（fǘ）州。接着，对方又问：抚州是哪里？我解释：就是古代的临川。对方还问：临川是哪里？我耐心地解释：就是王安石的故乡。有少数人会再问：王安石是谁？一般问到这个地步，我是拒绝回答的。不过，如果对方是理科生，我会补充一句：王安石和曾巩都是我们老乡，他们是“唐宋八大家”之二。一个地区贡献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两大家，被称之为“才子之乡”应该不是浪得虚名。时至今日，抚州人在高考中仍然表现不凡。

王安石是多才多艺的，一如那个时代的文人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巨擘。他们不仅文章做得好，官也做得好，那才真正是一个“内圣外王”的时代。柏拉图没有实现的“哲学王”，在中国的宋朝掀起了一场微澜。据说，北宋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时代。

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同时又希冀大展宏图。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表现了他对某种唯美境界的渴求，一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展示了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使得王安石成为一个道德完美、个性执拗和刚愎自用的人。这也许一开始就决定了王安石变法的悲剧性结果。

王安石从宋神宗熙宁二年到熙宁七年（1069－1074年）的改革举措，其效果如何至今仍未定论，但是它毕竟失败了。与中学教科书上一边倒的评价相反，林语堂在其英文版《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中对王安石变法的手段、结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王安石固然道德高尚，甚至堪称完美，但是推行的改革措施罔顾国情，任用小人，打击异己，挑起党争，弄得自己众叛亲离，害得百姓流离失所，搞得国家走向衰亡。林语堂的评价是否客观自当由读者明鉴，但倘若他是对的，则其中很多道理值得深究。（一个中国学生成熟的标志，就是突破了教科书的定论。）

在林语堂看来，临川先生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蓝图过于超前，那根本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打压民间经济力量。用契约理论的术语来说，临川先生虽然在理论上能够得到优化（optimization），但是在实际上却无法实施（implementation），因此这种机制设计必然是失败的。我也常跟学生说，作为经济学人，光有良心是不够的，这跟普通百姓并无区别，关键是找到问题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次再就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