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

  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那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了十多年的深入生活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有一份光明，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作家雪漠和爱尔兰著名女作家西芙在国际笔会上）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决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唐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那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博物馆里的灵魂》。――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炼的灵魂们。

                       ---发表于《民族日报》200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