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得意忘象”学《易》观点提出后，是魏晋以来围绕着《易》经学习、研究，又增加的一个争论的话题。直到现在，争论性的文章仍随时可见。这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一直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并且一直争论至今，尚无较为一致性的看法，其关键性的原因，就是一些争论者在两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很漠糊的认识：一个，就是对於什么是“象术”，以及它在《易》经中起什么作用搞不清，并同占卜用的“术数”混淆而称“象数”；再一个问题就是，争论到“得意忘象”这一个学《易》的具体方法，往往又同魏晋“玄学”，以及王弼的“贵无”学术观占相联繫，不瞭解王弼这位只活了二十三个年头的年轻学者成长的历史环境与治学经历，不瞭解他的敏学特点和思想变化，往往有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式的评论存在。其赖以作出判断的几个前提既已不清，其结论又何能正确与公允？倘若将赖以作评的几个前提先搞清楚，则如何看待王弼的“得意忘象”之语，自然也就不再是什么纠缠不清的问题了。

 

（一）关於“象术”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道学，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中，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飞跃性进步，是科学的唯物宇宙观与迷茫不清的“万物有灵”思维观念，通过长期的实践斗争而决裂的历史性产物。道学，是曾经一度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但是，由於后来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指导思相反复，所以在此后的历史上，唯物与唯心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就一直围绕着社会政治制度而展开，其核心问题，则始终紧紧与建政为公与为私的问题相联繫。

 

       自轩辕黄帝起，整个“五帝时期”，其民主政治体制是以唯物辨证的道学思想为指导而建立的，并将执政治国者称之为“执道者”，在那个时代里，其掌权执政的帝位传承，不以私亲，而是依“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道理为最高原则，按着“选贤任能”的任人标准，实行择贤禅让之制进行。因而帝王不将帝位传於己子。这也是后世不结合中国思想变化研究历史，对“五帝时期“推位让贤”制度感到困惑不解的原因。

 

自夏禹化公为私，颠覆五帝时期所建的民主政治体制，建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裁政治之后，就鼓吹“惟皇作极”，全面抵制五帝时期的唯物辨证道理了。只不过，夏商两代，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与其执政为私相配合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主要手段就是鼓吹“君权神赋”，敬事鬼神，倡以占卜，宣传宿命论。至商末周初，姬昌、姬旦为其封建政治需要，开始以六十四卦卦画进行占卜，并为此而在古典哲学经典《连山》、《归藏》的基础上重撰《易》经，将神道宿命思想塞入其中，定名《周易》，并在《周礼》中作为一种制度竭力推行。至此之后，在《周易》中就客观地存在着“象术”和“术数”两种性质不同、用途不同的思想方法体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研究《易》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拨乱反正，恢复《易》经的哲理阐释；自秦汉之后，由於焚书坑儒，罢黜百家之言，搞文化专制，大倡敬鬼神、信图谶、建立起以董氏之说的封建神学理论，研《易》者也偏向了卜筮之谈。再加上学者们研究《易》经，大都不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思想发展史相联繫，兼之《连山》和《归藏》的失传，学者无法通过对比，全面瞭解《易》经的历史发展演变，也只能就《周易》而论，各依自己不同的思想、观点、方法去作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了。这样，就将“象术”、“术数”混为一谈，统称为什么“象数”，而越说越乱了。所以，要说清楚“得意忘象“之语的对与错，就得首先对什么是“象术”，什么是“术数”，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界定，尔后才能明白“得意忘象”之语的确切义涵。

 

⑴“象术”与“术数”所指内容是不同的：

      “象术”是《易》经原本就有的、极其重要的独立於经文的主体性卦画构成原理部分。它是《易》经哲学语言的核心体。其内容包括阴阳爻、八经卦卦画、六十四别卦卦画、以及如何利用图案性卦画取“象”喻“理”原则的明确规定。

 

以图案符号，以及用此种符号组成图案画而象征事物，称之为“象”，按图案画表达哲理方法的原则规定，谓之以“术”。整个以图案性挂画象征事物，进而喻比事物变化规律（道）的系统性原则、方法，就是“象术”。例如；以奇数“一”画出一长画，象征阳性事物，谓之“阳爻”，“阳爻”就是“效阳”性事物之意；以偶数“二”画出一个有中虚之象的两短画符号，以之象征阴性事物，谓之“阴爻”。再以这种效仿於哲学理论上的“阴”、“阳”术语的符号，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合为一体而组成图案画，以此八个图案画分别象征 “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以及“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这就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上“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一个充斥於天地之间及人类社会阴阳相济、相反相成、大化流行的哲理框架。如此，就可以初步表达“天道”“地道”“人道”三位一体、互为影响的思想理论了。最后，再由乾 、坤 、巽 、震 、离 、坎 、兑 、艮 这八个最基本的图案画作八八相重，而完成整个图案画哲学体系后，以相重之后的六十四卦分别命称天地之间各类事物之名，谈其变化，喻以事物变化规律（道理）的这个系统性原则和方法，也就是“象术”的全部内容。

 

      “象术”之“术”，是依照哲学理论表达的独特要求，有着严格规定的，不可以作随意性的解释。如，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上，认为事物之中阳无纯阳，阴无纯阴，故除了用以统摄全局而为“纲”的《乾》、《坤》两个卦画外，其余一律以阴爻多的卦画为“阳”卦，而以阳爻多的卦画为“阴”卦；在哲学理论上，上为阳，下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又，凡事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阴阳相引相交，才能生发万物。如此，反映到卦画之中，除了少数不以上下卦之分取象的卦画外，凡是八经卦中的阳卦居下位，阴卦居上位，就象征阴阳相交之象，卦名之命、哲理阐发，就依阴阳相交为顺、为吉、为泰作说。凡阳卦居上、阴卦居下、各安其位的，就以其为阴阳不交之象为论。

 

       凡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有内因、外因两方面所构成的具体条件而决定的。这运用到卦象上，就是以居下位之经卦象征事物的内因，而以居上位之卦为外因，表示事物变化中的客观条件，并以此而作哲理上的蕴涵。正因为如此，解释每一卦所象事物的变化过程，一律从下卦的第一爻，也就是习称的初爻开始，这是表达事物变化之中内因起主导作用之理。同时，又以初爻到最后的第六爻，象征时间过程以及事物变化过程，称作“时变”。如此，在六十四卦的任何一卦之中，就都包含有天道、地道、人道、内因、外因、时变、事物阴阳属性等方面的具体的条件了。

 

“术数”则正好与“象术”相反，它既不是与八卦卦画同时产生的，也不是《易》经的组成部分，更不是《易》经中用以取象喻理传播哲学的方法，它是为推行以《易》占卜而后塞进《繫辞》里的东西，是一种对《易》经的强奸。其具体内容如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能毕矣。显神道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於此！”

 

       这，就是《周易》中的“术数”内容。术者，卜筮之方法。数者，枯草棍所用之根数。我们说“术数”是后塞入《易》经中的东西。谈“术数”之用的文字本身，就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八卦卦画的创作，明确是依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方面各具阴阳以成六爻之画的，何以“术数”之言，有“天”的代表数，有“地”的代表数，却没有“人”的代表数了呢？这当然是不符合“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

 

       第二，在八卦爻位中，相重之后的六十四别卦，也只有六位之数，何以跑出“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这样的数字来呢？

 

第三，一年之期，在五帝时期，习称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①，制曆授时所用的岁实约数为365·25日，实际岁实比此还要稍大一些。若是依地球自转速度每100年减慢2毫秒推算，伏牺始创八卦之时，就更接近於一年366日，何以《周易》“术数”之说就变成了“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呢？那五天多的时间莫不是叫狼给叼跑了？若是按12个朔望月为一年计算，则又不足355天。更不用说，以“天数”“地数”相加之和，为“五十有五”，何以大衍之数又一下子变成了“五十”，其用又为“四十有九”呢？所以，《周易》中的“术数”之说，只不过是给卜筮之法强拉上一个貌似“科学”、“玄妙”的说法而已。要是其数真正合於科学的曆法，则不能以其“数”进行卜筮运算了。

 

⑵“象术”与“术数”产生的时代不同；

“象术”产生於伏牺始作八卦之际，距今至少经历过了七千多年的历史。“象术”是构成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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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没有“象术”的产生，就不会有卦画的符号创造和组成。换言之，没有“象术”之运用，就不会有《易》经的产生。“象术”是《易》经的灵魂。没有“象术”，就谈不上取象喻理，而没有取象喻理，《易》经的哲理就不能蕴涵与表达出来。对此，《繫辞》已经作了陈述：

 

       古者，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仰”“俯”之观，是指法以天地，拟以阴阳立仪为纲，而像事物阴阳对立统一之道理，给一种图画哲学术语“定位”；“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是指验之以天、地、动物、植物、山川、水火等等，看其是否适宜；

 

       “近取诸身”，说得含蓄，实际就是《黄帝经》中所说的“稽之於男女”，依其最突出的“性”别特征而设定具体的阴阳符号。这其中，既说到了天地定位的问题，又具体地说到了阴阳爻符号的类比创作以成的来源。更谈到了推验於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方面。至於说到“远取诸物”，就是以阴、阳爻、按“天、地、人”画出最基本的八个图案画，命之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以成“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这个以图案画象物，以物喻理，依之传道的最基本象术体系框架。尔后，以此八者作八八相重，就可以作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了。此中之“通”，就是指运用“象术”之法而“通”神明的哲理获得。

 

        “以类万物之情”，说的就是可以依此法类比天地万物，而明其生发变化之规律。

 

        “术数”产生於商末，此时已有成熟的文字可用，传播哲学理论的书籍，以纯文字写成的已经不少，用不着依数字代替文字传播哲理。事实上，用数字也传播不了哲理。术数，正是周文王经过多年推演而确定下来的卜筮方法，通过用特定的数学演算，得出不同的六个爻位数，再以此确定出不同的卦画，由此而测定吉凶祸福之占。

 

⑶“象术”与“术数”在《易》经中的作用根本不同：

“象术”在《易》经中的作用，是以图案画取事物之象征，尔后，从事物特定条件之下的具体变化中，体现其事物的变化规律。对於什么是“象术”，《易》经中至少有四十多处的解释性文字，说得已经很清楚。这就是：“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也者，像此者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历史上，也有些学者对“象术”之用，说出了很精到的见解的。如宋代的杨万里在《易说》中言：“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学习《易》经者，可以通过《易》经的“象术”这一具体方法而明白道理。从这个角度上说，“象术”，就是通过《易》经的卦画学到哲理的“桥”或“船”。在五六千年之前尚无文字使用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象术”的严格规定与成功运用，就不可能将中国古典哲思想理论体系传播开去，传承下来。即使是在有了完备文字使用的历史上，《易》经如果没有“象术”原则上的严格规定和运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也会在漫长的历史上传得走了样。就是到了现在，学《易》首先就应当弄懂“象术”，不懂“象术”对《易》道的理解就不可能准确。对《易》经的解释，凡不符合“象术”的，就是错误的解释。所以，“象术”在通过卦画象物喻理的同时，又是保证《易》道不被曲解的一个历史性保障，是《易》道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保护神。因为有它的存在，就可以纠正古今不懂“象术”、不通哲理的错误解说。

 

        “象术”即八经卦、六十四别卦立卦取象、命称卦名、卦义解释的原则性规定。卦、爻之外无别象，汉代以来一些卦外寻象和卦变之说，都是违背“象术”的蛇足之说。今通行本《周易》之中的不少卦、爻辞就有不符合“象术”原则的错误之辞，还有的《象传》、《彖传》也存在着错误。

 

       “象术”在《易》经中的成功运用，对中国文字的产生，语言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由此而产生了画以简明图案画的方法创造了“象形”文字，更使得中国语言极具形象、生动、颇具哲理的显著特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特点，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係。

 

       “术数”在《易》经中的作用，就是教人如何通过用枯草棍进行卜筮，与哲理学习无关。说到底，“术数”就是以《易》卜筮方法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操作方法之介绍。它是周文王父子改编《易》经以成《周易》之时塞进去的。

 

⑷“象术”与“术数”的本质是相互对立的：

“象术”是为正确传播中国古典哲学而服务的，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术数”是为“神道设教”推行愚民之术服务的，是借助《易》经的卦画进行卜筮的具体工具。两者本质对立，不能混作一谈。

 

（二）关於王弼的“得意忘象”之言。

       王弼是中国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位特定历史时期的学者，其人很有才学，只可惜其生命过於短暂，刚进入成人年龄就离开了人世。即使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发展史的特定历史阶段中，也是有其一定地位的学者而不可忽视。

 

王弼生於玄学兴起而成为当时一种学风的特定历史时期，且玄学之兴与李耳有着很直接的关係。所以，王弼的学术思想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幼而学习《道德经》，十多岁时就以通辩老子之言而出名。然而，王弼家又中有蔡邕遗书万卷，王弼亦不可能不读。所以，王弼的“贵无”之说已於老子小有所異。王弼已将“无”视作抽象的道理，认为天下有形的万物，都是依无形之道而生，因而将“无”视之为“本”，建立了其“以无为本”的最初哲学理论。但他同时又认为“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到了为《易》经作注之际，基学术思想又有明显的变化。

 

⑴“得意忘象”是在强调一种以《易》学道的具体方法。

        王弼所说的这种以《易》学道的具体方法是：要“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他强调说：“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而“忘象者，乃得意者也”^①。王弼所说的“意”，指的就是哲理意义。

 

⑵ 王弼并不否定“象术”。

      王弼并不否定《易》经中“象术”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通过“寻象”才能“观意”，通过“观意”才能进而“得意”。因此，在他的《易》注中详解“象术”以言“意”的例子很多。如在注《归妹》一卦中，就是以“象术”而释卦名之命。他说：“《兑》为少阴，《震》为长阳。少阴而承长阳，说以动，嫁妹之象也”。至於其注释《小畜》一卦中，则详细谈到了爻象与《彖传》之辞的关係……

 

⑶“得意忘象”是强调学《易》要求本。

《易》经中的“象术”之用，是一种取象以比拟事物，通过具体事物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而产生不同的发展、变化之理，并由此而得以阐述哲学理论的。但汉代以来，由於封建统治者们敬事鬼神，倡导图谶，《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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