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祸福之门。（《国语，晋语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好转。
文革中一时盛行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
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些记者为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要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进取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
这些好转使得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明显长进。新闻更贴近群众，更贴近实际。文革期间那种千报一面、千篇一律的情况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些好转是根本性的好转。从这些根本方面来把握，我们的新闻职业道德比改革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新闻界的这些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民主化程度提高的结果。
但是，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旧的秩序打乱了但还有影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但还没有完建立起来。在这个时期，道德界限模糊，道德约束弱化，管理松弛。新闻界出现了很多使社会各界恹恶、憎恨的现象，出现了很多使新闻从业者感到惭愧、感到羞耻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新闻腐败现象。
新闻腐败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新闻界的腐败现象呢？它的特点是以稿谋私。一些权威新闻单位，还以“牌子”谋私，即打着这块“金字招牌”去为小单位“创收”。稿子也好，牌子也好，都可以借它产生公众效应，可以产生社会影响。所以新闻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影响，公众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闻单位的权威。发布新闻的单位越有权威，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二是新闻单位的社会形象，它的形象越公正，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权力赋与的，而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新闻单位的权威是人民给的。新闻单位的形象是这个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造的，它是这个新闻单位几代人职业道德的结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全体人民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效应、社会影响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一个企业花数千万元做广告，就是为了了取得公众效应。有了良好的公众效应，就可以得到市场，财源就滚滚而来。而由权威新闻单位就某企业发布的新闻稿件，要比自吹自擂的广告的公众效应要好得多。从企业角度来说，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花钱发稿子。一块版面的广告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和记者私下交易发一版稿子，花的钱就少多了。
企业从记者的稿中得到社会影响、并从社会影响中得到巨额财富以后，将其中一部分分给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这样，企业、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都得到了好处。
谁受损失了呢？是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新闻事业的形象。如前所述，正是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发布新闻的公众效应和社会影响。它的权威消失了，形象坏了，不仅不能产生正面社会影响，反而要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报纸，相当于死亡的报纸。产生负面影响的报纸，不如没有这张报纸。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无形的财富，这一财富归谁所有？不是总编辑的，不是记者的。对党所和政报来说，这一无形的财富是国家的，是党的，是人民的。对非党报来说，是这个单位全体成员的。可以套一句用经济术语，这是“国有资产”。象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样，国家新闻单位的宝贵的“国有资产”也在不断地腐蚀，不断地转化为某些个人口袋的财富。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同的是，企业的资产流失净了，企业就垮了，而新闻单位的“国有资产”流失净了，也就是报纸的形象彻底坏了，它必然还要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和公众效应。如果这张报纸天天代表党和政府说话，它就在天天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新闻腐败的表现形式
新闻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不客观公正有两个原因：一是强权的压制；二是金钱的收买。“文革”中的报纸属于前一种情况；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我在《试论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新闻记者》1988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前一种情况。现在这篇文章只研究后一种情况。
新闻媒体是怎样沦为金钱的奴隶呢？方式很多。一是收取新闻的刊播费用。即新闻单位和企业事先定好的协议，新闻单位向要刊播新闻的企业提供有偿“服务”，企业向新闻单位支付多少报酬。所谓“服务”就是按照企业的要求，在什么时候发出什么内容的稿件。二是出卖版面。即整版明码标价，刊出吹捧企业的稿件。三是企业和记者私下交易。记者发稿，企业向记者支付高额酬金。记者拿到钱后，拿出一部分“打点”有发稿权的编辑。前两种情况是公开的，收益归新闻单位集体所有，后一种是“黑箱子”交易，收益归个人所有。前两种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但还有各种变相形式。后一种目前有泛滥之势。在一些采编合一的报纸，记者自已写稿，自已发稿，其中漏洞很多。一些包给个人的专版和电视栏目，最容易进行私下交易。过去《人民日报》对专版管理很严，专业部做好专版以后交给总编室，发表权集中在总编室。那时，整个专版被“枪毙”的情况是常有的。现在有些报纸不是这样管理，交给个人后，采访、排版、发稿全由专版编辑一个人管，总编只看看大样的标题，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通过。
当然，有些交易并不都是一手发稿，一手交钱。而是发稿人和被宣传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只要发了稿子，好处总会有的。即使不给明显的经济补偿，日后总有用得着人家的时候。所以，现在有的报纸“关系稿”特别多。这样的报纸，其客观公正也就要打折扣，更谈不上报纸的质量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腐蚀最常见的情形。
以上种种形式发出的稿子必定带有浓厚的“广告味”。
当然，还有大量带“广告味”的稿子不能说是腐败造成的，而是属于采访作风所致。但这种作风也会影响新闻的客观公正，从而影响新闻的形象。和上述腐败起到同样的恶果。现在经济记者通行的采访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企业经过充分准备，或请公关公司帮助，约请记者到某大饭店，由厂长介绍情况，并向记者散发写好的新闻稿。会后有宴请，一般都以交通费名义，给记者发“红包”。
二是企业邀请一批记者到企业所在地采访。企业承担来回飞机票和食宿费用。这种采访活动一般两、三天左右，其中一多半时间消耗在宴会和旅游之中。参与采访的所有记者都听同样的汇报，拿到同样的文字材料。每个记者没有独立采访的时间。这样的活动一般也给记者发“红包”。
三是某公关策划单位或个人，让企业出一大笔线，他作为“穴头”，组织一批记者到这家出钱的企业采访，写一批吹捧企业的稿子。“穴头”组织交通（通常是把飞机票送到记者家里）及一切事务。“穴头”赚到一大笔钱，“走穴”的记者可以得到“红包”。
三是地方政府出面邀请一批记者到当地采访一批企业。也是旅游式的走马观花的采访。都是集体采访，个人采访机会不多。被采访的企业一般都会给记者“好处”。
上述这些采访方式写出来的稿件不能不带“广告味”。你享受了人家的盛情招待，又拿了人家的“红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你的稿件还能客观吗？就是你吃了拿了想黑下脸来不认人，可你拿不到客观报道的材料，你没有抓到真正的新闻，你只能根据人家提供的材料写稿，还是免不了“广告味”。
道德制衡弱化是新闻腐败的重要原因
真善美，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其中，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溢美”、“媚美”。社会道德要求真，新闻道德更要求真。一是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二是求真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追求真理是新闻的职责。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真理，但我们必须追求真理。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操节，有的人不惜殉之以生命。我国最早的报刊评论家王韬在《论日报渐进于中土》中强调，报人要品德高尚，记事持论“其居心务期诚正”。近代报刊政论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中说：“执笔者务期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唯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
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马克思认为，敢于宣传真理、坚持真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毫不动摇、绝不屈服，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品质。马克思把那些在恶势力和金钱面前摇摆不定、以至无原则的妥协的报刊撰稿人斥之为“最无气节、最软弱、最糊涂的作家”，是一个“可怜的两栖动物和两重人格的人。”他把迎合反动势力写文章看作是在做“政治投机生意”，而这样的人是“出卖灵魂的报人”。马克思认为那些在政治上看风使舵、在宣传上左右逢源的报刊是“既没有自已的理性，又没有自已的观点，也没有自已的良心”，这样的报刊因为有“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的约束，而失去了职业道德。列宁把“强盗、男娼、卖身的文丐、出卖自已的报纸”归为一类加以痛斥。
近年职业道德的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报纸的社会功能的神圣性认识不足。改革前把报纸片面地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客观公正”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用主观的价值判断来扼杀对事件的客观描述，用虚幻的“总体真实”来否定具体真实，用抽象的“本质真实”来否定现实的真实。文革期间，新闻媒体又扮演了可悲、可恨的角色。人们走出文革的阴影以后，像从暗室走到阳光底下，眼睛看不到东西了，连报纸“开启民智，抨击时弊、导向国民”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丢了，连马克思说的报纸是“促进人民的文化和智育发展的强大杠杆。”这句话也忘了。连江泽民同志的“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听不进了。报纸的社会责任、社会功能使新闻工作是一种全社会会最为关注的工作。新闻工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新闻工作者失去了职业的自豪。在市场经济还不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发财的诱惑，一个又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黄金的链条”。
新闻腐败的体制原因
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有给足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已去“创收”。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闻单位要自负盈亏，要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作为一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面对最大的压力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新闻单位的奖金高低和“创收”多少挂钩。“创收”越多，单位职工得到的好处越多，编辑、记者也就把“创收”放到重要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要自负盈亏，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而利用版面创收又最方便。有的经费十分困难的新闻单位不得不鼓励记者去向企业要钱。为了提高要钱的积极性，要来的钱，个人可以拿到20－30％甚至比例更高的回扣。
带有“广告味”的稿件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却很容易地通过了层层“关口”，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对于把关的总编辑来说，经济压力的紧迫性远远大于维护报纸质量的紧迫性。他明明知道这篇稿子有“广告味”，从收入上考虑，他只好放行。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应当给足经费，不要让它去“创收”。新闻单位是有收入的，广告应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广告就是广告，稿子就是稿子。广告是纯商业性的，稿子不能有一点商业味。其实，党和政府直属的新闻单位的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多数单位可以抵上报社的开支，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钩，更不能搞利润承包。新闻单位的领导人主要精力应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应放在“创收”上。
对多数新闻单位，可以让它自已收支挂钩。也就是靠广告来养活报纸。这些非政府的报纸要求得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广告加强管理。有一个城市有300多家报纸，每家发行量都只有一两千份。这些报纸的目标很明确，不是为了新闻事业，只是为了赚钱。广告客户不知道它的发行量，报社雇一批广告员，以50％的回扣揽广告。企业都有一笔广告费开支，这笔开支掌握在企业某人手中。这个掌握广告费的人就是大批广告员的“公关”对象。广告员私下和他谈条件，这条件就是回扣比例。企业里掌握广告费的人常常不从广告效果出发。谁的回扣比例高，广告就给谁。这中间有大量的“黑箱子”交易。这也是新闻腐败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对广告的管理要抓住一条，这就是公开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来说，就是公布收视率）。广告的效果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广告客户就越多。报纸的发行量又是由报纸的质量决定的。谁的报纸质量高，谁就拥的读者。我前几年提出过办报要抓“三发”：发稿，发行，发财。发稿是基础，稿子好，发行就好办。发行取决于发稿（也就是报纸的质量），但发行也有其主观能动性。发行上去了，发财（广告）也就容易了。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公开的，就可以防止广告业务中的“黑盒子”交易。这样，报纸就可以公开平等地竞争，报纸就会按照“三发”的逻辑走下去。编辑部门专心致致地办发报纸，就不愁经济来源。我看到有些国家在报纸一角印出今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办法我们能否借鉴。
最近几年，在报纸发行中也有大量的不正当竞争。这种不正当竞争中，是以报纸的质量为代价的。你订我多少份报纸，我给你多少版面。用版面换取当年的发行量，这种换取发行量的版面，也是一种变相广告。这种作法使近期发行量暂时上升，却使报纸质量下降，从根本上造成发行量下降。这是报纸太多了的原因。如果公开了每家报纸的发行量，那些发行量很小的报纸没有广告，它也就办不下去了。公开报纸发行量，也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
“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能以有成。”
－－梁启超。见《梁启超传》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