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影响的历史性

　　文化传统对管理价值观的影响是一种历史存在。管理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普遍的、范围极其广泛的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管理活动总是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与人类社会相生相伴的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积累起对管理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并经过逐步科学化的概括和提炼，形成了种种管理理论。同时，作为人类的重要活动，管理总是被一定社会文化所影响，又是各时代人们的一种文化创造，是当时社会文化的新内涵。正如麦金太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说：“合理性——无论是理论的合理性还是实践的合理性——本身是带有一种历史的概念，的确有着探究传统的多样性，由于它们都带有历史性，因而事实将表明存在着多种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合理性，正如事实也表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一样。”[①]

　　2.影响的过程性

　　文化传统对管理价值观的影响是一种过程演进。经过各个时期的积累，根植于不同文化时期的管理思想和方式的进步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演进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之一。“人在社会中成熟了，接受了社会规范。但在这过程中，人一直存在着反社会情绪,社会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塑造一个人，但它还得对付人自我中不可驯服的那部分。这部分自我不顾社会制约总要追求行动自主权。”[②]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相继出现过的独裁专制型、经济保健型、支持帮助型和协同合作型等管理模式，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并且逐步演进的结果。这些管理模式的演进并不仅在管理科学本身，而是与经济发展、政治改良、社会进步等有着极大关系。“反过来说，如果文化能将人完全濡化，那文化就不会变化和发展，因为“濡化只会使文化延续，而不会导致文化演化”[③] 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必然寄居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的思想、推理、论证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的特征，用罗蒂的话说，由于“人们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由于“我们不能越出我们的理解范围，我们不可能站在只由自然的理性之光照亮的中立基础上”。[④]反过来说， “如果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几乎完全失败了的话，那就是人们对道德变迁之原因——在这些原因中，说教可能最不重要——的解释，但这些原因有可能是那些决定人类演进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⑤]也可以说，管理思想和模式演进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传统模式系统持续性重大变革的结果。

　　3.影响的现实选择性

　　文化传统对管理价值观的影响是一种现实选择。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群体性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绩效也就各有差异。特拉姆皮纳和汉姆登·特纳对46个国家的10000名组织雇员所做的问卷调查，主要从价值观角度分析了文化与管理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的分歧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考察，包括：普遍性和特殊性、细节的分析和整体的统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内在取向和外在取向、时间的连续性和时间的同步性、成就与归属、平等与等级。[⑥]在社会实践中，这些差异的形成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在经济方面体现为群体以怎样的方式指导资源的分配，在社会方面体现为人们以怎样的价值准则来规范自我，在社会思维和社会意识方面，则体现为与价值观相一致的哲学思维。而这些要素，都是管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德鲁克看来，管理一方面是一个社会大的文化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一种文化和一种价值观及观念的系统，一方面也是某一社会使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成为生产性资源的一种手段。“管理愈是能运用一个社会的系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愈能取得成就”[⑦]

　　4.影响的系统性

　　文化传统对管理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个系统环境。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知识结构的不同主要来自箴默性知识在认知结构上所形成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文化基因发生突变的基础，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然而，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集体范畴，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认知框架，并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得不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之中，这从人出生时就开始了，因此知识的主观性质有其客观之基础，其基本维度是社会与文化。[⑧]美国学者肯特在对25个国家的11678名管理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后认为，文化是一道不能够轻易逾越的障碍，“由共同文化导致的商务实践的统一，从而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村的想法最终只是一个梦想，在现实中很难建立”。[⑨]文化的系统环境，从外部而言是社会化系统；从内部来说，建立在一种文化传统模式中的管理价值观的演变，与企业管理的绩效及一系列特定集合变量密切结合在一起。在管理过程的关键要素——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协调等过程中，每一个过程都与文化的影响力密切相关。同时，这内外部的两个系统也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即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影响企业管理过程的诸多要素影响企业管理的绩效。所以，对文化传统对企业管理价值观影响的研究，需要从企业环境、企业战略管理思想、管理方式与过程、管理效果等方面进行。

　　

　　[①]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2

　　[②]罗伯特·Ｆ·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32

　　[③]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

　　[④]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413

　　[⑤] Hayek,F.A..Law,LegislationandLiberty,Con-solidateded.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131

　　[⑥] Hampden-Turner,C. and Trompenaars,A.. 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Doubleday,1995.102

　　[⑦]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3

　　[⑧]转引自贾根良．经济转轨中的文化传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4）：67

　　[⑨]苏珊·C.·施奈德，简-路易斯·巴尔索克斯．跨文化管理．石永恒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