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文章解读：中国学术界“重新发现”儒学
新华网消息：英国《观察家报》7月26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我们可以从儒学中学到什么”，摘要如下：
儒家学说在中国复兴，学术界也对儒学重新产生兴趣。在合适的条件下，随着学术界对被西方忽略的问题与价值的研究，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知识中心。在过去10多年里，儒家学说在中国复兴。儒学书籍成为畅销书，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常常传递出一些传统的儒家思想，例如和谐。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对儒学重新产生了兴趣。
心理学家彭凯平等进行的严谨实验表明，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更倾向于使用联系和辩证的方法解决问题。台湾和香港的心理学家黄光国、杨中芳提倡以“关系主义”和“中庸”等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心理学研究。经济学家盛洪等以家庭作为经济分析的单位，并尝试计算孝道等一些价值观的经济效应。女权主义学者李晨阳等将关怀伦理学与儒家思想进行比较。医学伦理学家范瑞平等探讨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决策在医疗环境中的重要性。而商业道理领域的研究者黄伟东等则对儒家思想对中国商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政治学家史天健、朱云汉、张佑宗等人进行的政治学调查显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康晓光、毕游赛等社会学家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生活领域里数千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实例进行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者阎学通和徐进等向先秦思想家孟子和荀子学习外交政策理念。哲学家蒋庆、陈来、白彤东和陈明等则在思考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时借鉴古代一些伟大的儒教思想家的思想。王瑞昌对政府的“以人为本”等一些口号的儒学基础进行了探讨。
然而，儒学研究者的工作往往囿于来自西方学术界的严格学科划分。中国人民大学最近举办的“现代中国情境中的传统价值观：多学科的解读与构建”研讨会，试图打破这种模式，来自不同学科的儒学研究者共同探讨相互可以借鉴的知识。
陈来指出，衡量儒家思想具有复杂性，这可能需要在名著中追本溯源、追踪其历史发展以及寻找其当代影响力的体现。不过，大多数与会者仍认为，这项研究意义深远，因为儒家学说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深化植根于当地情况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十分重要。
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存有分歧。首先，出发点往往不同。与会者大多赞同儒家思想，并坦言，他们是从标准立场出发的，就像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努力推行自由主义价值一样。一些人表示，他们只是在对评判儒家思想进行纯科学的研究。还有一些人二者兼顾。
此次研讨会还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收获了不少建议。与会者指出了各自学科中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可以通过其他学科得到有效解决。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帮助提炼政治观点调查中设置的问题。例如，为了衡量对经典著作中儒家思想的认同程度，政治学家对子女应当无条件遵从父母这一儒家观点的衡量应当更加条件化。
社会学家可以帮助哲学家确定哪些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最有影响力。例如，孝道为把道德扩大到非家庭成员提供心理基础的理论可通过跟踪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心理学家可以发现记忆古典著作的最佳年龄。社会学家还可以帮助研究道德水平通常是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学习儒家名著是否可以帮助统治者提高道德敏感性和政治能力。这些研究课题仍
没有定论。但很显然，学术界需要讨论和发表见解的自由，需要充足的研究资金，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在合适的条件下，随着学术界对被西方忽略的问题与价值的研究，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知识中心。（编辑：刘瑞常）
胡奎解读：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向老祖宗请教
英国报刊的这篇报道，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这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在我一直的观感中，从2003年以后，无论是北大、清华及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坛，还是社会上的各类企业家讲坛，讲孔子的，讲老子，乃至讲佛学的，越来越多，并渐渐地成为一种热潮，乃至今天，研究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外交与国际问题的，都纷纷向中国传统文化取经，这是一件大好事。
此文中提到一些专家，我是比较熟悉的。例如清华大学国际所的阎学通教授，我在六年前曾几次就国际问题、中国外交及台湾问题采访过他。我对阎教授在诸多问题上的犀利视角非常钦佩，对他的采访能够帮助我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了解并理解到一些国际问题的核心。不过，阎教授对于所谓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问题的看法颇有些不以为然，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也是令我颇感遗憾的。虽然那时候我只是一名记者，但在我的信念里，文化是战略的根本，文化是影响和决定社会历史的根本力量，我并坚信，看不到文化力量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略家。但这话以我那个时候的身份，是无法说出口的。
所谓“重新发现”儒学，只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它所道出的事实是，这些年来，应该说是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儒学，以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忽视的太久了，抛弃的太久了，悖离的太久了。
今天，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向西方学习的漫长心路历程之后，在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和行为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全盘西化、越来越不象一个中国人之后，在我们透过经济危机的迷雾猛然看到了西方经济与文化趋向迷惘与没落身影之后，我们才暮然发现那些不该丢掉、不该失去的东西，我们才突然醒悟到我们需要把一些被有意无意的丢掉、迷失掉的东西找回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个人生命血脉相联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与智慧的源头，是我们的心灵与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化灯塔。
今天，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与自信之后，我们需要真正在思想和文化上找到作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自性”（chineseness),在心灵和精神世界建构起作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自信。惟有找到了这样的自性，惟有建构起这样的自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才不会迷路，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地重新崛起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早在1972年的对话中就明确指出：要想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必须依靠东方的孔子学说与大乘佛法。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共同发表的《巴黎宣言》中也明确表示：人类要想在21世纪更好地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寻找孔子的思想。
曾经我一直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优秀的专家竟长期对这些国际智者的预言视而不见呢？他们是没有看到和听到呢，还是不能理解和接受呢？为什么这些国外的大家都如此真诚地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来看待我们的老祖宗，而我们自己却对自己的老祖宗要么一再抛弃，要么大加批判呢？难道今天的我们真地比老祖宗更聪明了、更智慧了、更幸福了——因而更有理由在老祖宗面前骄傲起来了么？既然我们能够在老祖宗们面前如此骄傲，却为什么在学术、思想、文化上一再媚外的。
这些年来，我知道颇有一大批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于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在内心并不十分理解和赞同，以为只是一种口号式的理念和理想而已，这实在是一个令我遗憾的极大误区。我不止一次地跟个别专家私底下辩论过。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或者持此种观点的人，通常是两种情形：一是不了解、也没有真正的读（懂）过我们老祖宗一再强调的和谐思想，二不了解、也没有真正读懂过胡总书记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胸襟与远见卓识。如今，连崇尚实力的阎学通先生都开始主动自觉地向孟子和荀子学习外交政策理念，实在是可喜可贺的。这标志着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一种新的历史自觉，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场自觉，既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次回归，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给予我们的重新启蒙。
“天不变，道亦不变。”100多年来，反对维新变法的玩固派曾经以这句话为武器，来抗拒变法和向西方学习。这些玩固派不管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这句话。这句话绝对是对的，他们的理解和运用却是错误的。今天我们需要看清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不干别的事，它只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发现、证悟那个不变之道。道是什么？说通俗点，就是以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嘛。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守和服务客观规律的指挥，如此而已。所谓的与时俱进，也只不过以站在新的时代起点和历史高度来学习如何顺应和遵循客观历史规律而已。
今天，我们需要站在新的时代起点和历史高度，重新向老祖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