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国60年，为此我正在赶写《周易国家管理思想探微》，以下是其中的一节：

　　 平衡秩序与社会和谐的治国纲领

　　    易本是龟卜和筮占之书。龟卜与筮占是占卜的两种历史形态，《周易正义》云:“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凡是动植飞走之物，物既生讫而后有形象，既为形象而后滋多，滋多而后有头数。其意言龟以象而示人，览以数而告人。”卜与筮在殷商之前，就有过相当长的历史，在社会上很普遍。按照朱熹的说法，“《易》乃卜筮之书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1626页）

　　    这一时代，卜筮也发挥着政治决疑的功能，举凡施政、战争、祭典等等较为重大的政治事项，都要占卜祸福，是国家管理中的决策工具，从信念和意志决断的层面为决策者提供依据和帮助。按照西方管理学理论,管理本身是一种决策学。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曾明确提出,管理就是决策。所谓决策,就是对各种可能行动的方案作出最佳的选择,付诸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在周代专设筮官,名曰大卜,掌管卜筮之书,对于国家大事进行决策。《周礼•春官•宗伯•筮人》曰:“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又曰:“凡国家大事,先筮后卜。”这种政治决疑在古书里被称之为“鬼谋”， 这种“鬼谋”是在“人谋” 不敷应用时才被使用。《周易•系辞传下》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东汉王充在《论衡•卜旅》中也说:“卜筮不可纯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专”， 《周易》卜筮充当着管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以其神圣的权威让百姓相信自己制定的决策的正确性,并使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但这只是易经的政治影响力的外在表现，更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于解放思想。西周未年的太史伯阳父。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泾水、渭水和洛水“三川”流域发生大地震，导致河水枯竭，引发岐山崩裂。担任周王室太史的伯阳父， 不用龟卜仪式和筮占程序，提出西周即将衰亡的政治预见，标志着上古卜易文化理性化的开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和认识进步的重大事件。

　　

　　     伴随着殷周王朝的更迭，周文王对伏羲氏八卦的文字演绎，孔子对《易经》作诠释重构卜筮意蕴，所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易传》的问世，以其高度的哲学理性，全面实现了对于卜筮的创造性转化，确立了一个宇宙生成图式。这种图式以“生生之谓易”为基调，在“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万物”的思想框架中，展开国家管理的一切立论，皆于此而展开。

　　     周易》的哲学思想是它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国家管理思想是它的哲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系辞》云: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姻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易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P37） ）这种由太极而天地，而万物人类的生成模式，从本质上反应了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又《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里简要地勾勒出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国家机器、道德意识产生的历史，表达了道德是天地和人类造化的平衡秩序的重要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是发韧于《周易》的崇尚道德精神的意识形态。它的意思是，大自然造化的人和社会组织，其本质就是“道生之，德畜之”的平衡秩序的集合体。老子还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李宗吾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句：“失礼而后刑，失刑而后兵”，从而全面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组织在平衡秩序下道、德、仁、义、礼、兵、刑八者联贯而下的演化规律。这表明，“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7）当《周易》完成卜筮之书到高度的理性化发展，国家管理思想中已掌握社会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实践的能动性明显“以建构为主导”（沈湘平.理性与秩序———在人学的视野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4），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控制的治国特色。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尽管没有宗教伦理的约束，却从未出现过“丛林主义”占主流意识的朝代，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历朝历代，隐有以道德制约私欲的平衡秩序，先哲们将这种意识形态称作“以德治国”， 成为我国政治思想的 臬。

　　     “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 简单说来就是指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象天法地”是人们的固有思维方式，人们在生产和劳动的实践中，通过仰观俯视，首先感受到那些相互对立的事物，《系辞》云:“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易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P37））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易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P37））,由男女两性的对立,可推断出乾坤、阴阳各为一对矛盾，“总之阴阳的对立广泛存在于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事物中。”朱伯 .周易知识通缆[M].济南:齐鲁书社,1993.（p241）《周易》在总结广泛的的矛盾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一系列的矛盾范畴，这样就可以将社会秩序演化分为道德、仁信、礼义、刑兵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阴阳两种属性，即道为阳，德为阴；信为阳，仁为阴；礼为阳，义为阴；兵为阳，刑为阴，阴阳矛盾两个方面的缓和与激化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和安危。针对矛盾和冲突，《周易》提出“和合观”，它认为中爻代表了事物的本质，二五两中爻阴阳相应，称为“中和”，指矛盾双方力量达到均衡与互补，从而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稳定状态，它体现了阴阳互根与一无性，“阴阳相和，各得其宜，故利矣”（《周易集解》），朱子不仅把“中和”作为对立面“无过无不及”的交互作用和统一，而且提高到“和则交感、而育万物”的高度，成为宇宙的根本法则。阴阳和合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习惯、认知图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乃至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在先秦诸子中，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礼之用”与“和而不同”的为人为政之道，揭示了“和”的本质内涵。道家也重“和合”，老子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墨子则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将“和合”视为处理家庭、社会、国家间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能和合，则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将陷于一种交相恶的状态之中。故有“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和”可以说是万物的恒常性之所在，人类要像万物恒常“和”，始终处在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中。余敦康教授说:“这是《易传》的核心思想,它的一整套管理哲学都是以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理论支撑的。’（余敦康.易学中的管理思想〔A〕.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C〕.华夏出版社, 1997. 308-309.〔23〕“万国咸宁，保合太和”是《周易》国家管理思想的最高理想，“‘太和’是最高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保合太和’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断进行调控,使之长久保持,来造就一种符合人们所期望的万物繁庶,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