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采伐证”不除，“林改”难兴
“林改”成功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要还权于民
按：我国的集体林权改革目前正进行的轰轰烈烈，国家也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召开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等予以重视。但如果不还权于民，取消“采伐证”“两金”等压在林农头上的二座大山，林权改革要想成功，很难！
这又让我们想起30多年前，正是老一年领导人不畏流言，审时度势，勇敢地进行“包产到户”，把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获等基本权利彻底地还给农民，才带来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繁荣。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林业部门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小脚女人走路，迟迟不愿放弃各种乱七八糟的审批权利，不愿把林农处置自己生产成果的权利还给林农，这也是“中国的土地上不长林”的最核心原因。
从利益上看，当然人为地设置这些管制，养活了林业部门一大批的人马，只是苦了中国可怜的林农。阻碍林权改革最大的阻力在林业部门部门内部。
林业部门那些拥“采”派，动辄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来了自己找根据。是的，美国等国家是有这个东西，但大家不要忘记的，美国的林农规模巨大，一般都是上万或者是几万、几十万公顷的规模，就象我国的大型国有农场，他们在办理采伐证时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而我国的林农规模极小，每户拥有林地从几分到几亩的都有，这些规模极小的小农户面临以国家管制名义而来的“采伐证”时，交易成本的巨大大家可以想象得出，与基层管制部门打交道的之难也可以想象得到。“采伐证”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基层林业部门巨大的租金来源，也成为林农最大的伤痛。所以政策部门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制定政策，不能一刀切地什么都要办采伐证。过多的不分青红皂白地审批，只会管死中国的林业。对规模巨大的林场，采伐证完全没有问题，但对小规模的林农，就不要再搞什么采伐证了，把权力还给林农。只有这样，中国的林业复兴才能有希望。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采伐制度或成林权改革瓶颈专家呼吁放宽制度管理
http://www.nbd.com.cn/ 2009-07-07 02:14:00
每经实习记者 何珺 发自北京
2008年7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林改之后，林农有了相对的林业经营自主权。但《森林法》规定，林农砍伐林木不但需要层层申报，还需受木材采伐指标限制，因此阻碍了林农增收，影响了林农种树的积极性。
林农：采伐指标一证难求
据地方政府公开信息显示，在很多地方，农民申请林木采伐证需经过多级领导申批，还需准备林权证、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同时要缴纳数十元甚至近百元的“两金”（育林基金、维简费）。更重要的是，即使农民弄明白了这些繁琐程序，缴足了费用，也未必能办下采伐证。
河南省造林大户李鹏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河南三门峡、洛阳等地黑市买卖采伐指标的现象很常见，每立方米指标能卖到100元至200元，而林农自己却很难申请到指标。“木材贩子总是主动和农民联系，哪个农民木材价格低，他们就拿着搞到的指标去砍哪家的树，一般每立方米五六百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来，能以每立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卖出去。”
素有林权制度改革先行者之称的福建省，也存在林农申请不到采伐指标的情况。王先生的家人在福建龙岩市开有一家年产200万株杉木苗的育苗场，他透露，当地直接去申请采伐证的多半不是林农，而是一些从事林木相关贸易的商人。如果林农去申请，获批的数量比较少，手续也繁琐，大多林农甚至都不太清楚如何办采伐证。
一家园艺公司的负责人翁先生也向记者透露，现在办采伐证“有点难”，要和林农和林业局都“搞好关系”。
林业部门：制度正在改革
采伐证成了香饽饽，是否因为国家分配的指标量不足所导致？
谈到指标分配，福建省林业厅林政处一位胡姓工作人员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透露，福建省一年商品材的采伐指标在1700万立方米左右，还是比较充足的。在指标不够用的时候就按林木年龄大小进行排序，年龄大的优先安排。“现在已经有一些县对指标分配方法进行改革，指标（分配）和申请（之间如何协调）处理得比较好。”
也有林业系统的工作人员表示，绝对不可能存在买卖指标的情况。湖南临湘市聂市中心林业站站长龚朝辉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国家的指标都入村到户了，有些人所说的“一立方米指标卖100元”是有所误解，100元左右应该指的是办理指标所需要交的“两金”数额。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的采访中，福建泉州德化县林业局的曾先生称，每年的木材市场行情决定了申请采伐证的积极性。“行情好的年头下面都争着要指标，县里把指标分到乡镇后，乡镇再往下分的时候常常不够合理，把大部分指标分给乡办林场和镇办林场，而一般林农分到的指标很少，所以现在指标分配改成电脑排序和抽签决定了。”曾透露，最近福建省林业厅也来县城调研，征求采伐制度改革意见。
专家：采伐制度应放宽
如何真正做到把山林的经营处置权交给农民，疏通农民的增收渠道？专家们提出的具体建议各有不同，但指导方向却出奇的一致，对商品林的采伐制度应当放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重要的是把林木处置权彻底还给林农，既允许他们种树，更要允许他们砍树。采伐的限制导致农民铤而走险盗砍滥伐，而农民一砍树就被上纲上线，自然没有动力再去种树。郑因此建议取消采伐限制。
而中国林科院副院长蔡登谷在接受采访时则认为，全盘否定限额采伐制度是不正确的，森林限额采伐有效地遏制了森林资源的过量消耗，目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取消采伐证。他表示，林权改革后采伐制度的改革也将有所突破，国家正积极研究采伐限额改革的问题，未来可能将采伐限额的标准放宽到5年或10年，让经营者在一定年限内自主决定每年的采伐量。
“大树基金”发起人、知名环保人士冯永锋则认为，采伐指标或采伐证并非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农民没有机会参与采伐制度管理，而行政部门在执行管理上又显得很无力。他建议，以村民入股等形式使林农参与管理，将采伐制度由硬性指标分配向指向性引导的方向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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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每经实习记者 何珺 发自北京 】 (责任编辑：祝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