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待遇差距太大惨痛教训

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生孩子公费“报销”，休产假公费；人死了，要给予以相应的安葬费、抚恤金。而做为纳税人的普通公民则没有这个待遇，自费出生，自费死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如何解决生而平等死而平等，这话是为谁说的？

任何人都难以回避职业带来的生活状态的差异，俗话说，男怕踏错行，女怕嫁错郎，前一段话的说的是，职业将会给个人的生涯带来重大的差异。

我们看看日本的职业差异带来贫富差别。《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中指出，在日本，即便是同一自雇佣层当中，白领系统与蓝领系统也相差甚远。白领系统的自雇佣白领一直享受着限制加盟店数量等优厚的政治庇护，拥有土地、房屋等资产的人也更多，因而形式上虽然与上层白领不同，但也是相当稳定的职业。相反，蓝领系统的自雇佣蓝领则的的确确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开业的多，破产的也多。从公司分离出去后独立办厂，刚开始经营得不错，但被卷入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等浪潮后破产倒闭，然后又想办法东山再起——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其职业的不稳定性恰似日本战国时代的“一国一城之主”。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进步，日本的中产阶层还是在不断地扩大，为日本的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职业的差异造成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资源流向社会稀缺职业的基础，但是，职业带来收入差异太大，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垄断性的职业，那些与公权的眯起相关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和福利过分悬殊，则会导致社会的不满。

我们国家最近出现的一些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讨论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个人千方百计地争取和挖掘“灰色收入”，形成了公务员“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薪酬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务员考试热一浪高过一浪，逐利乃是人的本性，既然公务员也是一种职业，人人争当公务员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国民待遇还没有极大提高，而公务员享受超国民待遇，容易成为社会矛盾激发的焦点。

比如说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务员福利分房事件，就一石激起千层浪。既然国家都定下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公务员也不能享受超国民待遇，独享福利分房。住建部的专家陈淮撰文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或明或暗的“福利分房”(准确叫法应为“福利分房”式待遇——朽木注)正在卷土重来，故此，他认为，公务员住房超国民待遇危害极大，不仅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妨害市场价格稳定性，而且会对住房消费模式起到恶劣的负面示范作用。一些国家历史上在公务员住房问题上的不慎做法，曾引发严重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另外，如本文开头所言，公务员家属还能够沾上仙气，享受公务员带来的一些福利，实在是有点过了。公务员个人已经享受了超国民性的待遇，再加上其家属还享受从生到死的优待，岂能不让人不满。

随着朱镕基时代下岗裁员的过去，现在公务员也越来越臃肿了，这不利于国家把有限的财政用于发展上来，现在正值金融危机，各行各业几乎都受到了冲击，唯有公务员旱涝保收，而且，财政支出越来越大。

历史上机构臃肿带来效率下降进一步危害社会公平的案例很多，比如宋代就是庸官冗兵太多，导致社会矛盾经常激化。周天勇在2005年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而西汉时期官民比例还是1：7945，也就是说，我们的吃皇粮的人不断地膨胀，竟然达到了18个人养一个人的地步。社会创造的财富一大部分都被这些人消耗掉了，而就减少了用于发展的财富。

我们希望这种机制能够逐步有所改善，公务员们并非都是贪财之徒，但吃皇粮的太多就会减少那些真正创造财富人的比例，按理说，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需要的管理人员会越来越少，比如说电脑的出现提高了办事效率，但事实却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增量财富，被大量闲置的吃皇粮的人消耗了，没有用于社会进步的发展，这对财政是一个威胁，对社会的进步也是一个威胁。

中国古代之所以难以发展，陷入封建社会的扩张——破坏的怪圈，就是因为新增的社会财富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被特权阶层攫取享乐去了，人口激增导致财富人均量减少，于是纷争出现，农民战争开始破坏，整个社会陷入战争，历代总是陷入这样的一个怪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官多民少，社会重分配而不重发展。

现代中国，特别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上去了，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现在也要克服这种把新增财富过多地养官的弊病，而是真正用于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