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知音

王旭明

    我一向固执而片面地认为中国的文科研究永远只会做阐释性工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本来听得懂、说得明的话搞得听不懂说不明，那叫深奥。使我转变这种错误看法的是我从事新闻发布工作以后所接触到的一大批学者们。

给我影响最大、乃至对中国新闻发布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希光团队。我多次参加由他们负责的多种培训，每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应该说，从我一入门就与清华团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发言人培训的“黄埔一期”，很多老师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我特佩服李希光老师，他有多年驻外记者的经历，加上他的知识背景，又有一口流利的英语，那样完美地将西方新闻发布理论移至到我们的国土上，他的一大贡献是以清华大学团队为核心培养和培训了全国一大批新闻发言人，可以说，枯燥的新闻发布理论在他那里变活了，有了灵气。

我卸任后，李希光团队对我情有独钟，请我参加了多项课题研究，延续着我做新闻发言人的梦想。李希光在得知我的新著即将出版时，他给了我这样的评价：“做一名记者喜爱的发言人很不容易。记者每次见到他，都期待着获得不在期待中的新闻。而王旭明正是一个能够在贫乏单调的官话交流中，不断‘喂’记者美味新闻的人。”

这个团队中的重要人物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史安斌始终在支持着我，我在做发言人期间，很多次发布会后，只要见到他，他都能点评我的发布表现，记得那次关于“农村代课老师”的发布之后，他便给我打来电话，提出了富有学养的见解；我卸任时，在诸多评论中，史安斌的评论独具一格，从发言人制度建设层面对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像王旭明这样的人是可以做一辈子新闻发言人的，关键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还没有形成职业化。他这样评价本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新闻发言人的‘民族志’，作者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悟，结合大量生动而鲜活的案例，对近六年来我国全面推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实践做了近距离的关照和考量，为了方兴未艾的‘政治传播’、‘危机传播’和‘新闻发言人研究’等前沿课题的学术探索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任何一位有心的读者都可以从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中，透视近年来中国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感受到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话语变革的脉动。”

我是董关鹏老师的学生，我俩也曾多次为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共同授课，他特别注重新闻发言人的实践，大量案例使学员在课堂上有置身于事件发生现场的感觉，谈到我这本书的时候，他这样说：“王旭明先生的《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一书让我回忆起很多精彩的瞬间和感人的场面，他是后非典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中的先锋代表，率性而机敏，智慧而豁达……他的发布会让人印象深刻，与他交流总是充满火花，收获良多。”

还有一位在我的成长路上影响巨大的老师，就是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可以说我对传播学开始了解并逐渐产生兴趣的引路人就是他。他的《传播学导论》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我经常怀揣着。很多次新闻活动中特别是新闻研讨会和新闻评奖活动之类，只要他在，我就放心了，因为这项新闻活动的学术含量一定能够得到保证。获悉本书即将出版，他真诚的请我把电子文本给他，几天后，他发给我这样一段话：“认真而隆重地推荐这本书给我国的各级各类新闻发言人，以及广大关注我国传播与政府、传播与社会进步、传播与教育发展的热心读者。王旭明是一个有理想、敢追求、真实诚信、既讲原则又灵活、既有组织性质又有个性特征、充满性情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他为政府新闻发言人确立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标准。这个极具特质的形象，也正是新闻发言人的目标和榜样！”

在南方大学的学者中，复旦大学的孟建教授也是一位知我者。他多次参与评估教育部以前的新闻发布会，对我注重发布会形式、手段和发言气质的形式美给予了高度肯定。他甚至曾这样说：“王旭明是中国发言人当中最具有明星气质的，所以很有观众缘！”这话着实让我惊喜。远在上海的他获悉本书即将出版，欣然写下如此感言：“为了让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阳光下勃发，王旭明作为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倾注了一腔非凡的努力，他拓展了一片特殊的天空。”

由这些学者，我看到了文科学术研究的希望，当然不是由于他们对于我的夸奖，我还没有俗到谁说我好我就说谁好的地步，我赞美他们把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和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治学态度，以及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正是我们不少学者所缺乏的一种美德。

我也想有一天成为他们那样的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