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在2008年2月。那是冬天。北京是清澈的寒冷。最后一次坐出租车路过鸟巢和水立方。多年以来，因为工作我每天都路过这里，几乎在看着这两个建筑长大。当它们迎来自己最辉煌的盛典时，我已经在山西投身于水深火热的工作中。
记忆里仿佛有个很突兀的断层。一年半以来，我只回过四五次北京。再没有经过鸟巢那里。而喧嚣热闹了十年的北京奥运也抽身而去。这与我来说，不知道是否值得遗憾。长久以来，我内心里抵触群众运动。觉得世界应该是在一个角落里，暗自品尝。据说法国大革命时，有许多流氓地痞混迹其中，竟也成了运动主力，这个东西长期影响我。所以，我拒绝被唤醒，谁也别感化我，生理上就抗拒。北京奥运这声吆喝过于响亮也过于长久，所以有时候我就想用被子遮住脑袋，似乎是想要一个胡同里最安静的早晨。
参与体育界工作也有数年，理解奥运的一些世俗含义，和顾拜旦先生无法预见的一些中国国情。99年我们国奥拼悉尼奥运会资格时，南方一家足球专业报纸头版大字标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十几年没赢过韩国，我们是带着民族情结出征的，仔细想想，这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杀”出来，足球是否应该背负民族的重托，这件事情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
我不享受那次奥运会的预选赛，那个比赛与其他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赛事没有什么区别，比如马来西亚的“莫迪卡杯”、“登喜路杯”什么的。和韩国在汉城一战的当天下午，我在希尔顿酒店的健身房跑步，足协主席王俊生也在机器上跑，跑完我俩擦汗，不提晚上的比赛。他说，等退休了以后，要买个跑步机在家跑。我说，等我发迹了就送王指导一台。然后我就畅想我发迹，王主席就畅想他退休后的生活。那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正常人，所以记忆也就显得格外清晰。晚上的比赛，至今与我来说，都是一片混沌。许丁茂在赛前像死人一样变形的脸，和我在整场比赛中彻底冰凉的手脚，是唯一相对真切的回忆。
奥运会当年的四场比赛，我没有快乐过一场，我相信我们的队员也是一样。98年霍顿上任的第一件事是跟徐弘、范志毅、郝海东们聊天，听他们痛说长期集训。那个英国人当时就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但是，国奥队从99年2月下来，就没有消停过。这就是我们对奥运的理解，谁也改不了。有时候，我觉得也许我们对奥运的理解，就是让人民开心，换句话说，就是队员根本就不必享受体育本应有的快乐，只要人民看见赢了快乐了就行。也不清楚当初顾拜旦是不是这个意思。
由于历史久远，人们无法搞清楚许多遗产到底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巴林一战之后王俊生对霍顿一席话也基本偏离奥运主题-“我俩总要下课一个吧。”所以那天黄健翔提示我说，谢翻译，你参加过一次奥运呢，我想了半天，显得极度木讷。
还有那个杜伊。杜伊离开中国奥运后已经疯了。除了像个婆娘一样喋喋不休地说些不靠谱的话，他现在的足球评论没有一点真正体育意义上的反思。我只能相信，08奥运对于他来说是场赌注。在我从小到大的一系列奥运经验里，功利越来越成为一条更加醒目的主线。这个主题开始逼视我，让我极不容易记得我们到底获得了几块金牌，金牌到底位居在第几位。
奥运走了。北京再度陷入拥挤的车流里。在太原生活了一年多，我似乎都已经不能适应这偌大的城市。偶尔回一次北京，打车要等上30分钟，20分钟的距离要走上一个小时。鸟巢的座位据说将被拍卖，后来又被叫停……
人越老，就越想皈依真的生活；人越精，就越怕当别人的布局和棋子。忽的一下，人就老了，我们也就这样走过了奥运，而体育这个概念在我心里也就愈发显得混沌。前几天，我们99国奥队的张然来太原看我。我们谈起足球惨淡的现状，和张然并不明晰的未来。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打不上主力，段子很多。我俩长得像，找他签名的球迷说：“谢翻译，请签个名！”找我签名的人说：“张然，你什么时候打上主力啊！”而我俩的回答都一样：“我长得有那么难看吗？！”张然今天已经是孩子的爸爸。老婆是当年在球队里就朝思暮想的女友。多年以后，他在为生活奔走，为未来焦虑，而我在太原经营老板俞敏洪的山西分校。
霍顿败在汉城的当天晚上，坐在球队大巴里，大巴沿着汉江开。夜色阑珊。他低声对我说，“我们结束了。”我们真正结束的那个晚上，是10月31日，上海八万人体育场，韩国队逼平我们，那天是霍顿生日，我们全队在松江避难。据说，有球迷冲上我们住的六楼。但是我分明看见球迷们一边喊着“国奥队解散！”，一边嬉笑打闹着。其实，我们就是给全国人民演戏的，为大家发泄快乐与愤怒。这多少也和奥运的含义有关吧。
奥运过后，我们的地铁发达了。我听说新东方总部的门口都修了地铁。而且去机场也可以坐地铁了。太原的机场也翻修一新。他们说，太原和北京隔着山，气候不同，所以太原是最理想的备降机场。奥运确实留下了一些硬件，为人民谋了方便。但是中国体育又一次战胜了奥运会，在专业和功利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想起来也难受。
黄健翔《最体育》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