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在最低工资问题上的态度很暧昧。从理论上，他恐怕赞成加利·贝克尔的说法“提高最低工资相当于使人们失业”（第57页）。通过供求曲线图，萨缪尔森表明，提高最低工资会怎样减少就业量。但是，萨氏又引用实证研究资料说，“最低工资上升10%，只会使青少年就业量下降1%-3%”，并且“粗略地讲，最低工资增加10%，会使相关群体的收入提高7%-9%”（P58），因而似乎利大于弊。然而，萨缪尔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他明智地回避了争论：“根据你自己的偏好顺序，你也许会就提高最低工资的合理性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作为推崇混合市场经济的新古典综合大师，这是其折衷主义的典型态度。但是，对于喜欢刨根究底的学习者来说，这样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最低工资是政府规定的受雇者工资下限，是政府干预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然而在自由市场论者看来，这种方式是最难以忍受的，因为它直接干预价格形成，是“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是对市场神圣性的公然挑战。但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一方面是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大批工人失业；另一方面是贫穷、饥饿、疾病。因此，向来信奉不干预教条的美国才被迫实行新政，允许工会合法化，罢工合法化，并立法规定最低工资。也就是说，最低工资实际上是工人整体力量增强的产物。如果有的企业可以不遵守最低工资法，则原则上守法企业的竞争优势就会被削弱，就可能裁员并将非核心业务转包给不守法企业，从而自动证实加利·贝克尔的判断“提高最低工资相当于使人们失业”。然而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最低工资法在各企业中先后得以落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总体工资水平，并且没有增加失业。不仅如此，由于总体工资水平的上升，两极分化得以缓和，内需得以扩大，企业的业务量得以增长，就业岗位也得以增加。至少就当时而论，最低工资法是十分有效的，不但没有产生“惊人的副作用”（第57页），反而产生了“惊人的正作用”。
对这段历史，萨缪尔森应该不会陌生。大萧条是市场逻辑的阿喀琉斯脚踵。随着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新一代经济学家大都倾向于把大萧条从理论图式中剔除出去，就连萨缪尔森这样的折衷主义者也为尊者讳，尽量不去碰这层伤痛。然而，解释不了大萧条，解释不了危机的经济学必然是伪科学，正如解释不了死亡的医学必然是巫医一样。面对市场逻辑与历史事实的矛盾，萨缪尔森的办法是回避，而加利·贝克尔的办法则是忘记历史，固守逻辑。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利·贝克尔显得理直气壮。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低工资，发达国家提高最低工资的确等同于增加失业。今天世界的工资潮流是“竞相探底”，哪个国家设立最低工资，哪个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高，哪个国家的就业机会就失去得多。罗斯福是幸运的，在他实施新政时，资本和商品尚不能在全球无阻碍流动，提高最低工资不会使就业机会流出美国。如同三十年代最低工资的设立反映了工人力量增强一样，九十年代最低工资逐渐失去意义也反映了资本力量的增强。资本自由流动意味着全世界资本家真正实现了联合，而劳动力却被限制在各国疆界内，全世界工人处于分裂之中。因此，单独从一国来看，似乎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就业机会的流失。但如果全世界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则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样不会带来失业，而只会带来繁荣。
以上讨论都是在经济人假设下进行的。如果回到现实生活中，则“接受最低工资等于降低竞争力”的判断更值得存疑。工资只是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往往只是成本的一小部分。成本加利润才是价格，价格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只要资方利润略作削减，即可接受最低工资，保持价格竞争力。最低工资是维持众多工人基本生存的费用，利润则是资方购买别墅、女人的费用。拒绝接受最低工资无非表明资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蛇蝎之心（经济人特性）罢了。当然，资方代表会声称利润是企业发展资金，但是有普通社会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劳资双方生活的天壤之别。最极端的情况，例如对于人工成本高、经营惨淡的小业主来说，接受最低工资标准，成本和利润可能会受较大损失，甚至出现亏损。然而，工人们是通情达理的，一旦他们认识到老板的生活并不比他们优越多少，还要接受最低工资，承担亏损，企业经营不下去，他们很可能会主动放弃最低工资，与老板同舟共济，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企业绝处逢生。
工人和老板同舟共济的企业虽然并不普遍，却也不是绝无仅有，而且这样的企业往往是效率最高的。十九世纪欧文的纺织厂实验，二十世纪初福特的五美元工作日，都曾激发起工人工作的极大热情，使企业在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同行的情况下，竞争力也远远强于同行。八十年代以来管理学界倡导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倡导塑造企业文化，就是对此类同舟共济因素的强调。这里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企业员工和老板都是彻底的经济人，每一个人在每一事件、每一环节、每一时刻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无论员工还是老板的利益都将最小化，或者说效率将最低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反之，如果企业员工和老板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合作态度，则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接受最低工资意味着老板自愿或不自愿地考虑到了员工的基本生存，则他劝说员工采取合作态度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可信性，从而使企业运行的效率有可能提高。这样，老板接受最低工资就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契机。事实上，如果员工采取合作态度，完全有可能降低原材料费用、加工过程物耗及管理费用等，从而补偿接受最低工资带来的成本上升。反过来说，恰恰是资方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消解了员工的合作态度，使企业运行的效率降低。可见，以效率为名谴责最低工资，无非是资方学术代理人故弄玄虚罢了。
综上所述，最低工资的设立及调整的实质是劳资双方争夺劳动成果分配的主导权，其利弊得失，必要与可行都只能放到这一大视野中才能看得清楚。萨缪尔森承认，“最低工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实证结果方面的根本分歧，而主要在于对政府干预的态度不同。”（第57页）是的，在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中，政府不干预便是对强者的最好支持。弱者只能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抑制强者的巧取豪夺。
与此相似，价格管制也是防止弱者被过分剥夺的有效工具。
萨缪尔森明确表示不赞成价格管制：“在大多数市场经济中，无论有无正式的配给制，对能源等物品的价格管制都是不受欢迎的。今天，价格管制唯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医疗保健。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管制会被合法或非法地规避，无论价格管制最初对消费者如何有利，最终都会被效率损失所抵消。特别是当管制物品有很多替代品（也即供给或需求弹性高）时，价格管制既会带来昂贵的成本，也会难以管理实施。”（第58-59页）不错，经历过票证时代的中国人恐怕大多数都会认同萨缪尔森的看法，反对价格管制。问题在于，当某种生活必需品，例如粮食因连年灾荒（或者汽油因海湾战争）而严重短缺时，是否需要实行价格管制或直截了当的配给制？如果没有价格管制，可以想见，少量的粮食或汽油将被富人以高价买走，多数人或者买不到粮食或汽油，或者其难以承受其价格。这时候，市场经济的弱肉强食本质将充分暴露，弱者将由于没有金钱而忍饥挨饿甚至失去生命，而强者则可以靠一点点粮食来任意役使弱者。这时，恐怕多数人就会赞成配给制。是的，“在票证配给制度下，每位顾客购买物品时除需倾向外，还需拥有票证——事实上存在两种货币”（P58），然而票证并不是经济货币，而是政治货币。票证使每一个享有政治权利的人得以维持生命，得以履行政治权利，从而使弱肉强食逻辑受到限制。事实上，最低工资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必需品短缺，但是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工人来说，必需品仍然是短缺的。给工人以最低工资的保障，其实上是给工人以生存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配给制和最低工资都是市场社会的文明底线，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如果说配给制干扰了价格机制，使市场不能出清，那恰恰说明，价格机制及所谓的效率是反人道反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