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信息交流的速度也不断加快。打电话、上QQ、发短信等已成为时尚，人们使用起来方便快捷、省时省力。虽然这些信息交流方式速度快、效果好，虽然传统的书信已被人们越来越淡出了记忆，但现在想起来，每种交流方式都有它的特殊性和不可代替性，我一向认为，我的书信生活就是这些现代的传递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我的书信经历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那时父亲在辽北开原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哥几个和祖父祖母在辽西农村老家生活。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父亲来信，祖母要请别人去读；给父亲回信，祖母要请别人去写。在我刚上四年级时，有一次母亲拿着父亲的来信，抚摸着我的头，自言自语：“儿子什么时候能给你爸写信呢？”听到母亲的话，看看母亲一脸的无奈，我激动地对母亲说：“妈，我现在就给我爸写信！”于是，从那以后，父亲来信的念信和回信就都由我承担了。

　　那几年正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难。我给父亲写信，主要是诉苦。当时生产队每人每天只给二两玉米面，吃过各种野菜，甚至吃过树皮、树叶……农村人口的忍饥挨饿，已经到了极限。我每次写信，都渴望父亲尽快把我们都带过去，到城里去吃商品粮。当然，在那种情况下，父亲也无可奈何。为了让我们一家老小能多吃上一口，就自己饿着肚子，每月省下几斤粮票寄回来。1960年7月，83岁的祖父在饥饿中去世。父亲因在沈阳开会，没能及时回来，便打电报委托大队干部帮助料理祖父的后事。不久，我又写信请求父亲赶快把我们带走，眼看母亲也要抗不住了。直到这年10月，父亲呈报给组织上的请求带家属的报告才被批准，当月我们就举家迁进了开原，从此我们全家都吃上了商品粮，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搬到开原以后，我上了初中、高中，虽然不用再给父亲写信了，但还要经常给老家的亲戚们写信。逢年过节，都要给姥爷姥姥、姑父姑母拜年。平时也常常与表哥、表弟们书信往来。在下乡插队期间，给同学、朋友写信最多。在那多愁善感的青春期，我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对人生的迷惘，对诸多社会现象的思考使我的思维非常活跃，一封封书信在同学、朋友之间来往，和他们交流、讨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倾吐得淋漓尽致。

　　自从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越来越迟钝，手也越来越懒，写信也就越来越少了。直到1997年，我家安上电话以后，我就再也不写信了。现在，一想起来那些写信的日子，真有点怅然若失！是啊，就算我现在想写信，对方也不一定能回信啊！朋友、同学都以电话或网络与我联系，因此，我也不再写信了。不过，闲暇时我还常常翻出以前珍藏的信件，读着、看着、抚摸着，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我的青年和少年……我深深地怀念那些写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