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还看亚洲“脸色”

　　减持美国国债与外储多元化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凸显了“仁义”

　　持有美国国债应树立国际战略理念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是正常的结构调整

　　中国减持日本增持 美国债“增减”蕴藏怎样玄机？

　　世界经济的沉浮兴衰始终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对此，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经济学权威观点各异。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在华盛顿独家专访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上复苏之路的将是中国。

　　能否走出衰退要看政府策略

　　环球时报：您6月22日主持的世行报告发布后，当日几大股指纷纷下跌，大宗商品价格走弱。这个报告想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经济复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林毅夫：我想主要不是我们的报告在市场引起很大的震动，而是大家本身就非常紧张。就像雄鸡一叫，天下白。实际上从时间序列上看，雄鸡叫了，确实太阳出来了，但雄鸡不叫，太阳也会出来。我想算是一个巧合吧。

　　环球时报：下阶段全球经济复苏最可能的情形是什么？

　　林毅夫：这主要看政府采取何种应对策略。现在，过剩产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剩的产能会带来通缩的压力。产能过剩，自然就没有好的投资机会，许多投资特别是私营企业的投资就会减少，企业减产，盈利状况不佳，甚至破产，工厂减员，失业率增加，影响消费者信心，进而减少消费，投资也会跟着下降。投资和消费都下降了，过剩的产能就更多。因此，整个经济会非常疲软。如何克服，需要看政府有没有全球性、协调的积极财政政策，如果有，复苏就较快，反之，时间就会长。

　　环球时报：您对目前所谓的“退出政策”怎么看？金融领域出现的“绿芽”能维持吗？

　　林毅夫：很多人在谈“退出政策”。现在很多人认为，政府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增加赤字，将来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应该及早退出。我认为过早退出会问题很大，因为过剩产能还很大，经济还很疲软，这样危机时间会很长。现在很多人谈“绿芽”，但都是出现在金融领域，股票市场恢复了一些，石油、矿产品价格上去了，政府债券的利差减小。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剩产能还在增加，失业率还在增加。所以，金融的趋势和实体经济的情况是背离的。什么时候它们的趋势一致了，（政府）就可以退出。现在还在背离阶段，所以不应该退出。目前为了让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投资到可以提高生产能力的领域中去，消除瓶颈项目。对发达国家来讲，主要是在绿色经济上，环保、节能等。发展中国家既可以投资到绿色经济，也可以做基础设施。发展阶段不同，瓶颈也会不一样。10年前，高速公路是瓶颈，现在，高速公路接近饱和。当然可以再投，但回报率就不会那么高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曾帮中国战胜危机

　　环球时报：有人说如果美国经济不发生根本性好转，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您怎么看？

　　林毅夫：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已出现好转的迹象。因为我们的政府财政状况比较好，财政赤字很低，到去年才占GDP的20％，而外汇储备又很多。因此，中国就可以用比较强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需求，经济就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环球时报：中国经济似乎是目前全球经济中唯一的亮点，中国会是最先复苏的吗？

　　林毅夫：中国会是最先复苏的，中国季度的GDP增长已经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我认为中国经济已走出谷底。我觉得今年中国的GDP增长达到7%－8％之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相对其他国家是比较快的，当然，中国要恢复强劲的增长，还需要国际大环境，如果整个国际经济都复苏了，中国也就会更容易一点。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这一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可持续性方面存在隐患，您是怎么看的？

　　林毅夫：现在的投资项目和过去不一样。1998年我们的高速公路只有4700公里，机场、港口和通讯设备比较落后，当时投资到这几方面的较多，这些都是增长的瓶颈。现在这些瓶颈消除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产生了新的瓶颈。所以我认为只要投资在新的瓶颈上，还是可以继续提高我们生产潜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想法。

　　凯恩斯主义是指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去投资，好像挖一个洞，填上，再挖，再填，就可以创造需求。但这个概念不对。短期来看，可以创造就业。但政府花了钱，老百姓将来要多交税，不是增加税收就是通过通货膨胀隐性加税。大家预期将来要多交税，现在就多储蓄，以平衡消费。所以现在即使去挖洞，增加了就业，有了收入，但人们预期将来要交税，现在拿了工资也不敢花。有个同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工作过4年，他说他住的公寓前面的那条路，4年中，铺了挖，挖了铺，折腾了6次。从凯恩斯主义看，这是对的，因为创造就业了。但这没有增加生产力。中国为什么1998年到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错，达到了7.8％的增长，就是因为我们消除了瓶颈。在那段时间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增加的，上世纪90年代末占GDP的30％，2002年是36％，但是现在降到了20％。日本在上世纪9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60％，2002年增加到140％，现在是170％。为什么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日本效果就不明显，而在中国就有效呢？这是因为在中国消除了瓶颈，提高了生产能力。等到危机过了，生产的潜力就增加了。1979年至2002年，中国GDP平均增长是9.6％，当时大家都在争论中国能否保持这么快的增长，普遍认为不可能，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增长最快的日本奇迹和东亚奇迹期间，GDP增长也就在8%－10％之间保持了20年，中国已经超过了20年。他们之后都下降到8％、5％，而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不可能例外。但实际的情形是，2003年到2008年的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是10.8％。这是因为运用积极财政政策那段时间消除了增长的瓶颈，增长潜力增加，政府收入增加，政府负债减少，GDP底数大，加上增长快，所以2007年至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的比重才占20％。只要看准瓶颈，是会有效的，目前铁路就是一个瓶颈，农村的基础设施，城市中的城市交通，能源的节能减排，都是瓶颈。我想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期增加政府债券，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必须结合各地的情况，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不同，城市和农村也不同。
 

买美国国债是在间接帮助自己

　　环球时报：中国有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如何确保这部分资产保值和增值？长期来看，我们如何处理巨大的外汇储备？

　　林毅夫：这个问题要从大局考虑。目前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在目前的危机中，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了美国，间接帮助了自己，是一个双赢。长远来看，中国可以利用相对多的外汇储备购买资产，这当然包括美国国债，也包括中国短缺的、相对便宜的资源类资产，还可以用来支持中国大企业走出去进行并购。

　　中国目前人均GDP是3000美元，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我们逐步失去了比较优势。上世纪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亚洲四小龙，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中国。我们现在有一些产品也可以转到劳动力比我们更便宜的地方，如南亚、越南、非洲，转移需要资金，我们可以帮他们转移过去，一旦过去，就可以利用当地资源，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我们投资到当地也可以获利。从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的角度看，可以让双方的GNP都增加，短期我们转移出去会造成我们GDP下降，但我们利用过时的资本到当地变成有活力的资本，可以营利，同时帮我们的产品创造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环球时报：一年多前，当得知您将出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时，国人都为您感到高兴，这一年您有哪些感受可以和我们的读者分享？

　　林毅夫：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一年。首先是工作环境的调整，在这么一个大国际机构工作和在国内当教授不一样。不仅自己要研究，要领导一批人做研究，还要用自己的研究影响整个银行的业务，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问题，工作性质有很大不同。更何况又遇到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应对这个危机，必须在知识上先行，看问题更准、更高、更远，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次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循，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使我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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