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取决于欧美复苏情况
---以时间换空间的经济危机因应之策能够走多远？
作者:韩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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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政府的应对之策—以固投争取欧美经济全面复苏的时间再以时间换取出口空间
4、当前政策最大的不确定性-----欧美经济复苏的时间和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摘要：
政府对本轮经济危机的因应之策，事实上是对2002年政策的翻版，政府显然预备再演义一曲“昨日重现”的好戏码。结合2002年至2004年政府在应对经济危局的措施来看，我们认为当前政府的经济因应政策与当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试图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手段来争取时间，并以争取到的这个时间来换取空间暨等待欧美经济的全面复苏，然后再将经济增长的结构重点于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出口。
当前政策最大的不确定性-----欧美经济复苏的时间和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现行政策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经济的走势，如果欧美经济能够在中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赢取时间的有效档期内全面复苏，且对现有模式未做根本转变，那么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出现的形态是类似于2002年至2008年的倒’V’形。
如果欧美经济复苏的时间相对缓慢，甚至于整个世界经济真如有人所预测的，将像日本那样陷入10年的沉没中，或欧美经济复苏了，但其人民在危机中做到了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而改变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中国所努力争取的以时间（欧美经济全面复苏）换空间（在欧美经济复苏的基础上扩大出口）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在国内私人消费意欲依旧低迷的前提下，大量缺乏‘出口’通路的库存势必将进一步打击物价指数。那么总体处于一个低迷状态的物价，会不会也让中国带入1991年后日本那样的流动性陷阱的深渊里去呢？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L’形态。
一、政府的危机因应之策：以时间换空间
1、统计方法决定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将全面增速
根据我们8月20日出具的相关报告，我们推算，到2009年的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于统计学角度来看，将会出现一个全面加速的局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经济已经全面恢复了。之所以将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认为，这跟我国现行的统计方法有关，毕竟我国经济在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就出现了大幅下调，如此以来今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所对比的基数很低，如此则为统计资料上出现更高的增幅，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对于经济的恢复程度我们更关注于环比数据），这是一方面。
2、2004年、2009年危机的应对政策比较
另一方面亦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我国经济确实在增长，虽然其结构值得商榷。投资增长在各项指标中表现极为突出，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增长率达到33.5%。从绝对金额来看，2008年1到6月份的总额约为6.8万亿，而今年同期则达到了9.1万亿。扣除价格变动的因素，则投资增长速度还要更高。
这种结构性增长，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2001年因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当时所取的政策和与之相匹配的结构性增长。
下面这些数据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首先，如同我们今天的局面，当时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非常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高达26.7%，2004年第一季度更是高达43%。2004年上半年的增幅虽有回落，但仍然高达28.6%，高于2003年全年的水平，以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这点可参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蔡志洲两位教授共同撰写并发布于2004年第三期《经济科学》里的文章，该文章给出的相关资料是：自1980年至2003年，中国包含价格变动因素在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幅为19.53%，扣除价格变动，年均增加约为12%。
而相似不仅仅只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物价总水平也是如此。在2004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但CPI却刚刚摆脱负值，仅为3%左右；这一实际数值于我们对今年第四季度的CPI的推算基本吻合。
3、小结：政府的应对之策—以固投争取欧美经济全面复苏的时间再以时间换取出口空间
综上述，我们倾向于认为，政府对本轮经济危机的因应之策，事实上是对2002年政策的翻版，政府显然预备再演义一曲“昨日重现”的好戏码。结合2002年至2004年政府在应对经济危局的措施来看，我们认为当前政府的经济因应政策与当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试图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手段来争取时间，并以争取到的这个时间来换取空间暨等待欧美经济的全面复苏，然后再将经济增长的结构重点于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出口。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将在5月所推测出的今年全年GDP数值为7.8%，上调至8.2%，至于明年经济增速，我们给出的保守推测值为9.5%。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但正如同我们在回顾2004年时的经济运行情况时，所注意到的几个因素，在2009年亦客观存在：譬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5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给出的该数值超过9%，远超出通常所说的失业警戒线7%，纵是如此该资料还不包括大量的失业农民工。
2、市场总需求向好但并不显著市场仍供过于求
另于表面来看，消费的表现总体令人满意。今年前6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接近19%，与历年情况相比，处于一个正常的增速区间。但是，该指标口径不仅包含了居民和企业等私人的消费，还包括了政府的消费，更重要的是，这三者的消费支出比重，政府和企业等单位的贡献占比高达66%，而城乡居民的消费占比仅仅为余下的34%。更需要说明的是，自去年底推出4万亿刺激方案以来，除国有企业外，民间资本一直都处于极度低迷的状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却掩盖了居民和民间资本消费疲弱的事实。
上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也确实一度放大，但我们认为其动力来源于政府所出台的包括家电下乡、汽车补贴等直接的政府财政支出支持所产生的消费行为。基于这些消费品本身的属性，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具有很强的一次性特征，本身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因而我们认为事实上总需求并无显著活跃，这可从居民的衣、装修、旅游等非刚性消费支出持续下降得到左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工商企业的存货并无显著下降。
相反达80%的商品在市场上仍是供过于求，当然这跟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有关，正如日本中央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快速扩大货币供给一样：当时所预稳定化的对像是“P”，而不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及的“MV”。但事实证明，这种支出并没能够稳定资产价格“P”。这里就需要我们来认识以下问题了，如果“MV”上升，其另一个含义是它不仅仅影响消费者价格“P”，还会影响资产价格“P”。但事实却是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与供给冲击使消费者价格出现上涨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资产价格上涨的环境下，是消费品的供给超过了其需求，然而对于资产的需求则超过了其供给。结合传统产业结构下的产能严重过剩事实，这或也能够部分的说明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0%（6月份增长10.7%）和资产价格飞速上涨的情况下，CPI和PPI却尤处于下降通道的原因。这种情况在18世纪的北美市场和1990年的印度也都曾出现过。
3、宽松的货币政策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今年的货币政策的扩张程度远远超过2002至2007年周期，大量的货币供应，加重Q、P值上涨的压力。按照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和传统，往往只有通胀真正出现后货币当局才会考虑调控。而当资产价格’P’快速上涨，而通胀却姗姗来迟的话，无疑将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1992年，弗里德曼提出了从货币供给扩张到它对通胀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滞公式，他认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提高Q），只是到了后期，过量刺激的负面效应（提高P）才显露出来，而这个时长他给出的间隔为：M1，平均为20个月；而M2，则平均为23个月，具体演化公式如下：
MV→Q→P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我们认为政府当下应该更有智慧的考虑退出了。按照奥地利学派和货币学派的观点，无论是资产价格的泡沫还是通货膨胀，于其它无关，都只是货币现象。如果一直等到资产价格出现严重泡沫，才来调整货币政策，则泡沫经济的崩溃将给整体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这包括资产泡沫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财富效应影响下，民间资本向资本市场进一步聚集，从而间接第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而一旦资产泡沫破灭，更将直接打击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千万计的城市工薪阶层（毕竟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场），随着财富的蒸发，其消费的欲望也必然大打折扣。如果是在繁荣周期，也许这种损失，投资者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补充，而对其正常的消费和投资并不会形成太大的影响，历史数据也证实了这点，譬如2005年5月中国A 股市场大调整，指数下跌到1100点左右，但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是呈高速增长态势的，增幅更高达12.8%，2008年前三季亦是如此。而我们又反观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增幅从2001年中的11.1%下跌到2002年底的9.2%，而同期的股票市场走势亦不容乐观，对此瑞士信贷的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是：这可以解释为股市下跌的负面作用。对消费的打击固然直观显见，同时由于财富的蒸发效应而出现的信心危机更应值得我们警惕。毕竟当前的经济形势还不能够用全面复苏来形容，更别说繁荣这个概念了。
4、当前政策最大的不确定性-----欧美经济复苏的时间和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上述三个要素固然是问题，但正如同2002年至2005年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所表明的,他们是可以通过时间换取空间最后能够得到完满解决的，或许这正是当下政府所预期和力求的。
也正因此，我们认为现行政策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来源于“空间”上,也就是欧美经济能否在政府预定的时间内得以全面复苏，及欧美国家会否汲取这次危机的教训，而改变当前的这种单纯的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如果欧美经济并不能够如2004年那样，在我们政府的预期时间内得以全面复苏，那么固定资产投资一法又可以撑多久呢？实体经济继续趋冷而资产价格却呈现泡沫化倾向，那么货币当局如何调整其货币政策呢？如果欧美人民汲取了这次危机的教训，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改变，那么我们将如何应对呢？这种种都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后者暨欧美人民汲取了这次危机的教训而对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改变，从人的惰性思维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毕竟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革新是件庞大、复杂又充满挫折及焦虑的工作。即使环境已到了非转变的时期，大幅度的改革的需要已迫在眉睫了，但人类天生的惰性及非理性的执着，总随时控制着大部分人的思维及行动。不只是既得利益者会拼死来维护本身的特权，一般民众也倾向保持原有生活模式，毕竟如此以来什么事情都还是可以预期的。
但如果随着经济低迷的时间延长，革新的诉求也会推动这种结构的改变，美国人民已经开始学着储蓄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信号了，但正如达尔文所认为的，一种事物发生根本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正如同从卵到小鸡是需要一个恒定的孵化过程一样。
三、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分析
1、第一种可能：倒‘V’形态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现行政策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经济的走势，如果欧美经济能够在中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赢取时间的有效档期内，全面复苏，且对现有模式未做根本转变。那么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出现的形态是类似于2002年至2008年的倒’V’形。
在本次危机的因应中，所取之量化宽松等人为压低利率之政策，所释放出的流动性，远较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格林斯潘政策所释放出来的要大的多。因此，我们认为自明年（最晚不到201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或将开始进入全面恢复状态，即MV所产生的效应开始出现Q（正面提高）值上升，进而过度到P（负面效应）值。但这轮倒‘V’走势将比2002至2008年周期要速急且短促的多，我们推测该轮倒‘V’周期或仅4年左右，亦即2010或2011至2014或2015年。
同时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下轮危机的破坏性将更大于本轮危机，原因在于本轮危机在各国政府人为干预的前提下，使得经济体内，于2002年至2007年这一繁荣周期里聚集的风险并未得到完全、充分、有效的释放。当下政策事实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将经济体内的问题予以解决，而只是再次的利用了8年前格林斯潘的那套老把戏，通过新债压旧债的方式，将问题暂时捂住了而已，但其风险也就显见了。
2、第二种可能：“L”形态
伯南克是专门研究1933年大萧条的学者，而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则是专门研究日本1991年后为之失落10年的专家。去年他将其数年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在这本名为《大衰退》的书里，他为日本这十年的经济情况概括出三种现象：1）经济增长低迷，长期在零增长上下徘徊；2）物价总处于一个阴跌的状态，通货长期紧缩；3）纵然将利率人为压低至零线，但民间借贷的欲望却很低，日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里。
对于辜朝明所述及的这三种现象，我个人认为其根源却在于一点上，即CPI的长期为负。我试图通过序贯原则将其解释为：正因为物价总处于一个阴跌的状态，使得企业在创造新的产业、创造新的需求上缺乏了动力；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纵然货币政策采取的是零利率政策，但CPI为负，其实际利率还是为正，进而再打击民间借贷的意欲。从而使得日本纵然在货币政策上采取零利率的政策，但却无法阻挡经济滑入流动性陷阱的深渊。正如英国的一句俚语所说的，你可以将马拉到河边但你却不可能将它的头摁住，并让它喝水，除非它自己想喝水。私人资本投资意愿的低迷，其必然的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和低迷了。
也正是因此，日本政府采取凯恩斯教义，为了弥补私人需求的缩减，维持经济的增长，政府不得不介入经济中，为此日本政府借了很多钱去补助企业、救助银行、减少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但这一严格遵照凯恩斯教义而采取的举动，也并未能够达到凯氏的理想境界。最后的结果反倒是：除了政府债务在GDP总量的占比高达180%（美国现在的债务也是越来越大，但到目前为止，该数值还仅仅只是80%而已，）外，就是陷入10年的衰退了。
今日中国，无论是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似极了当日的日本的。也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如果欧美经济复苏的时间相对缓慢，甚至于整个世界经济真如有人所预测的，将像日本那样陷入10年的沉没中。或欧美经济复苏了，但其人民在危机中做到了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而改变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中国所努力争取的以时间（欧美经济全面复苏）换空间（在欧美经济复苏的基础上扩大出口）的努力成为泡影，且在国内私人消费意欲依旧低迷的前提下，大量缺乏‘出口’通路的库存势必将进一步打击物价指数。那么总体处于低迷状态的物价，会不会也让中国带入1991年后日本那样的流动性陷阱的深渊里去呢？政府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又能够支撑这个国家能够走多远呢，虽然中国当前政府债务在GDP总量的占比里，还仅仅只是30%。但不要忘记的一个事实上，日本那在GDP占比中高达180%的政府债务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日本在其10年沉没中慢慢累积的结果。
四、国家的变革----内在要素远比外在要素重要
基于此，作为政府，我们认为其还是应该将各种可能局面都予以考虑并做出预案的。从近几年中国于世界的联动性来看，无论是未来走出一个所谓的倒‘V’还是‘L’形态，都揭示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太过度依赖于出口导向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改变当前的过度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经济结构、切实的促进内需，也不得不摆上政府思考的议事日程了。
达尔文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的第一章“家养状态下的变异”的第一节“变异的原因”里写道：变异的原因来源于外因和内因，但他认为内因往往比外因更重要，他认为内因是生物的本性，它决定了变异的性质和方向。同样一个国家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这种结构的调整本身也将是一场革命性改变，如何来促进人民的消费形成内需市场呢，首先必须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业的问题。只有在得到工作，只有得到稳定的收入的预期后，人民才可能放心消费。而我们知道为社会提供80%就业岗位的不是大型国有企业，而是那些中小企业。但现行的政策却一直将其与国有企业形成一个近似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式的二元结构，在这种结构性，包括优惠政策和信贷资金等一切稀缺资源都天然的向国有企业倾斜，对民营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形成事实上的排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则首先必须从意识和政策上改变当前这种不对等的二元结构，只有中小企业本身的市场权利和生存空间得到保障，那么他们才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他们的发展无疑又将进一步拓展整个社会的创业空间，进一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亦为必要，中华民族本身就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传统，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民更趋向于为未来做储备，这也解释了我国储蓄率高企的缘故。从欧美等国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可以避免经济波动而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有效的规避了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浩劫；二亦可为人民解决后顾之忧，而促使他们放胆消费，形成强大的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