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规模的政党革命之前，中国社会最有活力的一个层面——我们姑且就称之为“少年中国”，有一个短暂的尝试“新团体生活”的时期。这一新生活群体的试验的特点是大都由心灵被唤醒的年轻人参与，和传统有一种决裂；它们游离在政治甚至社会体制之外，虽然最后的理想恰恰是想达到一个新的美好大同社会；它们也大都想实行一种财产的公有，其成员既劳力也劳心，由此试图开始创造一种新的人格和新的生活；但这时的组织并不严密，纪律也无强制性，所有成员相当平等，可以自由结合，自愿加入和退出；这些团体虽然疾恶旧势力，但也没有特意地与社会或政治的那一个阶层或那一种力量对峙和斗争，它们更强调和平与互助，更多的是想自己率先探索和示范。

然而，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年轻人对“新生活共同体”的这些试验大都很快就以解体而告终，运动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为什么会如此？当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下当时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实验团体——主要由少年中国学会倡导和组织的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聚散。

先是左舜生在1919年7月的《时事新报》发表了《小组织的提倡》一文，希望建立一种财产共有的“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王光祈热烈响应，更宣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走向一个“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的“第一步”。蔡元培也赞扬说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于是，很快就募集了一千元开办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都捐了款并予协助。

据《国家历史》主笔丁三的文章介绍，1920年初，工读互助团的第一组正式成立，开始宣布有15人，但很快就有2人退出。也许这两人开始只是追时尚甚至好奇而报名，一看要真的吃苦劳作则还是不敢进入。顺便说说，当时热心的倡导和参与者基本上来自衣食无忧、不必劳动的家庭子弟，他们多不是承受经济压力而无法求学，而是为了一种新的团体生活的理想而来。但马上第一组还是遇到“共产风波”：《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各人劳动收入归公，可是，入团之后，一些成员收到的家里汇款该不该归公呢？争论的结果是，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而主张与此不合，自愿退团者也有5人。由此又引发“脱离家庭”风波：为此退团者又有3人。这样前后就有10人退团了，但另外又有6人先后加入，总计还有11人。

这时，这个小团体通过自由自愿的筛选，终于达到了一种相当的思想一致。一个异常激进、近乎“全体一致”的团体形成了。当时的一个参与者施存统后来回忆说，“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新的阴影很快又出现了。这次出现的是感情问题：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这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施存统对此倒是“又惊又喜”。但几天后，几名成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一怒之下，易群先远走天津。这么一来，事情愈演愈烈，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等。这样，原来的“齐”又变成“不齐”了。而感情、尤其是两性之间的爱情看来比思想还要难于通融、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达成统一？

而一直存在的还有经济问题。经济的确还是某种基础性的东西，经济状况不好，且不说腾不出时间来兼顾读书求学，甚至连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都有困难。在经济上，第一组应该说一开始还是得天独厚的，它支取了开办费523元大洋，有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方面的营业。但是，在北京各高校放电影，开始同学还捧场，后来就难以为继了。洗衣服收不上衣物，出钱请工友去收，反被工友利用来作为向洗衣局要求涨钱的砝码。办食堂决策有误，经营不善，后来连工作人员吃饭都养不起。石印也不来钱，倒是和今天家教相似的“英算馆”相对挣钱，但也不足以维持全组生计，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只维持了两个多月。

那么，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的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引出什么样的教训？胡适比较实际，他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有“工”无“读”。其实应该像美国数万名早就在工读的年轻人一样，把“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看作“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当然，这就是“自助”而非“互助”了。 胡适还批评不要 “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预先有一个“武断的解决”。

而戴季陶、施存统等则得出了靠个别的团体试验新生活不行，必须彻底地改造整个资本社会的结论。而这看来是很快要成为主流的意见。施存统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今天看来，从可行性上说，胡适的青年打工助学以求自立的建议自然最为可行，其风在美国依然盛行，在中国也还是值得提倡。但胡适可能低估了当时理想主义热情的意义和必须有一个释放的渠道，以及一个社会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对共同体生活有一种比其他人更深的渴望。从理想性来说，施存统等自然期望更高，但全盘和彻底的变革社会也意味着要从一个毕竟还是平等自由、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和平的团体生活试验，转向一种必然诉诸暴力、强制、权威乃至全面专政的政治和社会革命。

也许，还是王光祈的看法比较折中，或者说是“就事论事”。他认为主要还“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例如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并反思了自己当日过于急躁、准备不足的责任。当然，这类人的问题或可更深地追溯到人性上去。正是人性对我们的行动构成了某种限制，但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人们还是可以或自己、或自愿结成某种团体尝试一种新的、触及心灵乃至带来灵魂新生的生活，只是也许需要更坚毅的准备和更坚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