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增补稿【1】■ 洪烛
我说：“我需要喧嚣。”诗歌说：“我可以给你。”我说：“我需要安静。”诗歌说：“我可以给你安静中的喧嚣，还可以给你喧嚣中的安静……”
传统永远是隔代遗传。颠覆传统的人亦将被颠覆。厌倦了传统之后，开始反传统。而反传统超过一定程度，同样会让人厌倦，于是又找回被抛弃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诗歌史：传统表面上隔代遗传，其实在螺旋式发展——传统就跟太阳似的，经历昼夜的轮回，永远是新的。它的变化给我们的写作带来温差。
诗人可以虚伪，诗无法虚伪，如果它的感情是假的，就是一首伪诗。我为什么无法说虚伪的诗人必定是伪诗人呢？主要看他写作的时候。如果他写作的时候流露出真诚，仍有可能写出好诗。譬如当他为日常生活中的虚伪而忏悔，可能比一个从没撒过谎的人更揪心……
我写诗评。以诗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评论家的身份。我写的是诗化评论。我评论的是诗意而不是诗学。研究学问是学究的事情，研究诗意却是诗人的责任。我为诗意而生，也愿意为诗意而死。这一辈子，数不清多少次了，诗意使我窒息、使我深呼吸，使我死去活来。难道我还没有评论它的资格吗？当然，我知道要为之找到相般配的表达方式。否则极有可能成为诗意的刽子手。诗意：这个世界上最娇气的东西。
诗人，快冲出牢笼去，到诗坛外面去，到敌人后方去，哪怕借助别的手段乔装打扮，到市场中去，吆喝自己；到大众中去，展现你自己。你难道没觉得所谓的诗坛太小吗？如同井底之蛙，你的歌声无人接听，快跳出来，到旷野上去，试试你的大嗓门。我知道这不容易。但又有什么能难得倒你呢？只要你自身不放弃。
和政治一样，文学艺术也存在民主化的进程。诗歌的民主化不是通俗化，而是多元化。自从多元化获得广泛认可，诗歌就不是某一流派或某几个“寡头”所能垄断的，诗人可以谋求风格的独立与差异，而不必趋同。权威人士不再权威，再不能以风格为标准来划分“诗”与“非诗”、专业与非专业。公民皆有成为诗人的权利。当然，也有义务：为诗的生产与传播尽一份力，尤其要有以自身作品增强诗的丰富性之雄心。
诗人要有骨头。诗歌要有骨感——并不是说非得郊寒岛瘦不可，而是指它的曲线美必须有理性的支撑点：光靠情感不够，还要有思想。思想是诗的硬骨头。
诗人的一生，可读性最强的一部书，恐怕要算他暮年时写下的回忆录——如果他愿意把它写出来的话。他构思这部书时跟他写任何一首诗时都不一样，从不曾想到它的读者。也几乎考虑不到：自己正是书中的人物。
作为一个个体诗人，我是自己的国王，对于某种题材，不存在能不能写的问题，只存在我想不想写的问题。别人划分的禁区或交通图于我无效。这才算诗人的独立性：独立，应该是独步。对于个人的创作，我说了算。干嘛非要受制于评论家、读者或别的诗人？邯郸永远是学步者的滑铁卢。我必须绕过那里。人一生下来，难道连走路还不会吗？
诗对于我是一个综合体：它提供的精神享受是多方面的，甚至全方位的。读诗是一种乐趣，写诗是一种乐趣，谈诗是一种乐趣，想诗（思考诗是什么或什么是诗）也是一种乐趣，想诗更富有日常性。这是一门诗歌内部的哲学，一位喜好探求诗的奥秘的诗人堪称诗化哲学家。原来诗歌内部，有一个与世俗世界完全不同的上帝。
你们总在为作为文体的诗歌争论不休。我关注的则是作为精神的诗歌，它被泠落在一旁，无人理睬。色狼们总在窥探一位美女的胴体，只有情圣才会去猜测她那不为人知的想法。我相信，即使诗歌作为文体在衰落，甚至可能消亡，诗歌精神不朽，它会永褒青春。我可以不写诗，但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成为诗歌精神的体现。文学死了，“诗，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诗人，你的历史地位是谁也无法动摇的。至于在现实中的位置，重新找吧。大不了就站着呗。凭着站票搭乘时代列车，照样能抵达终点，只不过自己要辛苦一点。没啥了不起的，一无所有的时候，甚至做好了逃票的淮备。蹭车坐，蹭这世俗的顺风车。顶多把自己的脸皮也蹭破了。
他们拿显微镜寻找诗，盯着眼皮底下的那点事——即所谓日常经验，努力将其放大、再放大，支撑起审美的空间。我寻找诗，则习惯于用望远镜，观察远处发生的事情——要么是空间的远处，要么是时间的远处，总之与我的生活相距甚远。甚至还可能凭空想象，希望自己的视野，比远方更远。遥远，才可能神秘，才是想象的源泉。你责怪他们长着近视眼，可我又太离谱了：长一双对世俗事务熟视无睹，偏偏喜欢凌空蹈虚的远视眼。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外写作。体制无处不在，你远离政治体制，也无法逃避经济、文化、学术体制，市场的体制甚至比政治的体制更严酷。诗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而夹缝本身，也逐渐形成一种体制。现实正是由各种各样的体制组成。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因为你的身体（精神海市的物质基础）无法脱离现实。没有象牙塔，没有乌托邦，没有桃花源，除非你的诗撒一个弥天大谎——那也仅对你个人生效，如果你自己相信的话。
诗歌的历史一直在建设、颠覆，再建设、再颠覆之间循环，所以任何一种风格都是“隔代遗传”——如果这种风格足够鲜明的话。只有平庸的风格可以长生不老，避免了周期性的波动。
新诗诞生的最初一百年，即所谓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清新中尚显稚嫩，在奔突中寻找出路，而又未完全成型——大抵相当于初唐。二十世纪的诗人类似于初唐四杰的水平与状态。现在已接近于盛唐了。下面该看我们了。诗歌史在呼唤李白那样的推陈出新者和杜甫那样的集大成者。并不是借助巨匠之手来使混沌的新诗定型，而是希望新诗能新得更彻底。
读诗、写诗，为了什么？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为了忘忧的，不是为了“添堵”的，诗是我的香烟、美酒，诗是我的忘忧草。我借助诗暂时脱离现实——现实中总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使我萌生逃离或躲避的念头。我无法像某些诗人那样，把不满意的现实带进诗歌，针对不满意的现实而写诗。我信奉理想主义的写作方式，但我仍然认为自己的诗是现实主义的：我写诗，为了再造一个现实，哪怕它仅仅存在于我的诗里面。哪怕我再造的仅仅是我理想中的现实。我以这虚构的现实，来弥补真正的现实的缺憾，来间接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我写诗，就像一条因为用力过猛而被自己的刺刺穿的鱼。现实中有这样的鱼吗？我就是，因而我不怀疑。我同样不怀疑：诗，是原本长在我体内的刺。在一阵疼痛之中，它冒出来了。
经典就是经典。伪经典也是经典。它毕竟证明了一个伪时代，或者说变形的时代。它也难免是变形的。恐怕正是由于这种变形，它同时还证明了自己是忠实的，忠实于特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