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按语：放假后一直没有去学校。上周五去拿信件，发现发现“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http://llt.pku.edu.cn) 上刊登了我的文章“丑陋的北大人”，吃惊不小。钦佩他们的宽容精神。想想放假前，李康告诫我：对北大还要加深了解，它确有其宽容的一面。这事情是其佐证了。发现我的文章是李燕红推荐的。恰恰在这期中有李燕红的一篇文章。看了一遍。很愿意推荐给大家读读。倒不是投桃报李。而是觉得这文章确实值得一读。对文章中说到的两种行为：老师在课堂上谈政治和学生向上级告发老师，我都不赞同。而对同学告发老师，不是一般的不赞同了。要说清为什么，又一言难尽。至少今天先免了。）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了一篇标题颇为吸引眼球的文章：《报告政府：我们的老师是反革命》。文中说自己因为在《古代汉语》的课堂上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政府”而被两名女生向公安部门告发为反革命，并已立案侦查云云。文末有一段情采并茂的评论，摘录如下：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学生因为教师在课堂上说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据说涉及到某个被中国政府严禁的当代新兴宗教——而向当局告发，无论如何是过激的行为，不仅如杨教授说的那样罔顾言论自由，普世人权，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几十年前的学生批斗老师的历次“运动”。因此事情一出，就有不少热心呼吁自由人全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对杨老师表示支持和声援。就一般网络舆论来说，对两名女生也是嘲骂占压倒多数。除了嘲笑其幼稚无知之外，还有怀疑他们的动机和真实身份的。在这样群情激奋的语境下，似乎答案非黑即白。如果两名女生肯定错了，杨教授就无疑是对的。但这样两级对立的思维不仅过于简单化了问题，而且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杨教授不仅有错，而且还错得离谱。对于这次的事件，是要负上相当的责任的。
杨教授在自己的博客里说，两个女孩下课后找过他，问他问什么这样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着泪水”。杨教授告诉她们“言论自由”的真谛：你们有权利反对我的言论，但是我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如果不愿意听，以后可以不来上我的课。
可是两位女生最后却选择去告状。
杨教授认为可以接受学生反对他的言论，但是不能接受“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网上的舆论也一致谴责学生“告密”，无疑小题大做。会给教师带来很大的困扰。杨教授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构不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这并不代表学生没有权利向院系和校方反映老师教学内容不当。这里的关键在于，学生跟老师本来就处于严重的不对等的地位，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地位上。
杨老师甚至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看似有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说是大学自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课，自己喜欢的老师，但是也有分必修，限选，任选等的。而且，总学分有要求。加起来，差不多那些任选的课没有几门是可以选的。我们选的范围还是很狭小。况且学生已经选了你的课，如果真的是中途退了，那么以前的时间怎么补？其次，两位女生的意见并非表达个人偏好，而是认为杨老师的授课是传授了错误的内容，属于误人子弟，这既难以通过言论自由驳倒，也不能私人退出杨老师的课堂就解决问题。
在这种师生之间各方面都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校方才能够、而且应当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监督，在其中学生的反映占了很大的比例。毕竟，学生是教学质量的直接利害者。国外许多大学里，都有专门的渠道可以让学生匿名向校方投诉教师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再深入思考为什么两位女生义愤填膺的问题。是她们统统被党化教育洗脑了，不热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么？情况并非如此，她们所感受到的恰恰不是自由，而是被一种自己所厌恶的观点所压制的不自由。在“学识渊博”的教师面前她们无法发言，因为她们一说话就会被轻易地驳倒，只能自取其辱。但是归根到底她们仍然并不相信教师所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不是她们自己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灌输。老师只是告诉她们一种她们不赞同的意见以及一些片面的证据，但没有给她们真正的思想自由：亦即在充分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去按照自己的理性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最终我们要问，什么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不能违背“自由”本身的原则，即使老师认为想当然正确的东西，也要留给学生自己思考、判断的空间，让他们能够自己培养自己的观点、见解，让他们得以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
自由教育更不是嘲笑自己的学生“愚昧”，没有“正常的思维”，不懂得“言论自由”，而是本身不带偏见地去理解、引导、帮助对方思想的成长。
近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在其中他对教师进行了严肃的告诫：“如果要在课堂里讨论民主，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体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但是，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一种态度强加于学生。……我的回答是，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当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批评的地方去说话。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
的确，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还不如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不满足于课堂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大概不容易“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但是无论如何，在课堂之外有供他们发言的公共空间，现在blog的盛行是一个方式。而在课堂上，教师的责任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和独立自主地思考，这是教师的“责任伦理”。无论在专业范围之外还是在专业范围之内，都应当恪守这一底线。他必须每时每刻考虑到自己言行可能的后果。当然，教师可能信仰的是“信念伦理”——因为我认为我掌握了真理，所以我可以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表达自己而不论结果为何——那么也无妨，他总会碰到同样执着的学生，抱有同样执着的“信念伦理”——因为我相信你掌握的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所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谬种流传，包括去检举揭发。
不管怎样，在那个老师要为自己的蛮横言行负责的同时，也要赞那两个女生的勇气。毕竟他们对教师的言论提出了质疑。而现在的教育，大多学生对教育本身并不关心。教师讲的什么，很少去思考。关心的只是课程分数的“现实”问题。言论自由，一方面不能滥用，要负责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好好利用好。沉默，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语言。那么罢，文末还是再重申，学校有责任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匿名向校方投诉教师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监督，而那些问题，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是，能够及时反馈到老师那，并给学生一个交待的。
现在的教学评估的体系，并不是很理想。滞后性太强，效果，也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