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就是不如大寨村 陈绪国 连月来，广州日报发表了不少好文章。其中以《共和国60周年记忆1949—2009地标》最为优秀。这些真金白银的文章，比去年“纪念XXXX30周年”的应景式文章强了100倍。这些文章，讴歌了30年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英雄业绩，大庆油田、鞍钢、北大荒创业和武汉长江大桥等等光辉事迹和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一个个跃然纸上，令人恰似享受了一顿饕餮盛宴，畅饮路易十三、金牌马爹利。 今天，广州日报A7版又发表了一篇优秀作品《“农业学大寨”：激情仍在燃烧》，再现了共和国30年前的光荣历史，再现了毛泽东农业发展道路的正确路线，再现了人民公社的神奇力量。这篇优秀作品，无情鞭挞了Y翼政客的虚假嘴脸，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优秀作品。 但是，本人无心点评那篇真知灼见的优秀作品，而是以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敢以人格担保，发自内心的呼吁：小岗村就是不如大寨村！尽管大寨这面红旗被Y翼分子砍掉了，大寨人民公社不复存在了，小岗村仍然就是不如大寨村！ “小岗村现象”决不是孤立的个体现象，在中国农业发展方向上，自始至终存在公有制与私有制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领导亿万农民毅然决然地走上合作化、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这是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广大干部群众觉得有盼头。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尽管她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仍然是瘕不掩瑜。 “小岗村现象”背后肯定存在许多风云人物和政治事件，如果单项评判这些人物和事件，压根儿1001夜也讲不完。不妨来个就事论事吧。 “小岗村现象”是某些政客刻意标榜的一个典型，其所谓的典型示范在于包产到户。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事件，竟然炒作到轰动全世界，岂非咄咄怪事？ 笔者是个50后，曾经也混个工人、教师的饭碗，混过政工研究会的假头衔，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这些。本人曾经领发过一本小册子，里面关于“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官样文章，早就扔掉了。虽然如此，还是不能脱俗。 “小岗村现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面请看两样东西。 资料一：《20世纪中国大事概观》第640页： （1978年）10月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荒地借给农民耕种度荒，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这些办法得到省委的支持，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试点。不到3个月，全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发展到41000多个。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采取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 资料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知识竞赛500题》第58～59页： 31．安徽和四川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先行者，简述安徽省“六条”和四川省“十二条”的基本内容？ 在安徽省制定“六条”后不久，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在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即：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牛；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以上两个省委文件，都没有提到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问题，都是普通文件，与所谓的农村经济改革也不沾边。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9》的记载是： 上段文字，已经提到了包产到户试验和小岗生产队，即后来的小岗村。 迄今为止，愚钝的笔者仍然弄不清小岗村到底高明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哪些地方强过大寨（生产大队、村）。 一说“将荒地借给农民耕种度荒” 安徽与山西，都是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务院领导下的人民公社制，土地管理制度应当说是一致的。大寨在五六十年代，在虎头沟七沟八梁上开荒种地，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从来没有听说是国家将“荒地借给农民耕种”。 要说小岗村“开荒地耕种”这点算作典型，本质上是从大寨学来的。 二说“包产到户” 说句大实话，人民公社从来没有否定过包产到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生产队集体所有制时期的包产到户，是在农忙季节将播种或者收割的任务分派到各家各户，按劳分配，按照工作强度和质量、数量记工分，农闲季节则仍然集体劳动，20多年来习惯成自然。特别是南方农村，肩挑重担的体力劳动较多，包产到户的机会也比较多。在农村生活过的50后、60后的多数人都知道这回事。大寨人也是按劳分配的体制，在开荒、种田的长期岁月中也未能脱俗。 但是，大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与小岗生产队的包产到户还是有些不同。大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是在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临时性、弹性的包产到户，这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小岗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是一撸到底的包产到户，恢复到解放初期的一家一户单干制，说句大实话，这种做法是弊端多利益少。在这里，本文不想讲那么多，还是让历史、让大家来作一个公正的证人吧！ 但是，有一种说法，你可得小心点。当年媒体在跟风大肆炒作小岗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动人的小故事。说的是小岗村（当年是生产队）有18位农民勇士“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毅然在承包合同上按下18个血手印。”这种宣传，很有煽动性。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农村生活了18年，也亲历过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我村叫鸭儿垅村，大部分土地包围了罗桥区（后改为乡）政府，公开的承包制不止是十次八次甚至不止二三十次，临时性、弹性的包产到户不止是十次八次甚至不止二三十次，即使是在文革十年中也是如此。县、区、公社干部蹲点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批，从来没有人说过包产到户要坐牢、要杀头。 三说“度荒” 种粮的没饭吃，当然是个大问题。毛主席说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农业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大难题。不光是农业国、贫穷国是这样，工业化国、富裕国也是这样。天灾一来，阎王老子也挡不住。正确办法，是工业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发放农业救济、农业补贴。而这些外部环境，是与所有制毫不沾边的。而有的人硬说是公有制体制祸害了农民。这种无厘头官司，是到马克思老人家那里去打呢？还是到哈耶克那里去打呢？ 论自然条件，小岗不比大寨差。小岗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国东部地区鱼米之乡的江淮平原。大寨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国西部地区寸草不生的虎头山。 说起小岗那个地方，故事就多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安徽凤阳人，就是小岗那个地方的人。凤阳县城明朝还是个陪都呢。如今的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记得有句歌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就是说，凤阳这个地方，古今中外早已闻名遐迩了。 山西那个地方，自然条件恶劣到人畜饮水都很困难。笔者70年代初在山西省大同市当过几年兵，我们部队与地方上一样，饮水提水甚至要打 那么，一个是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早已解决了温饱，一个是自然条件很好的地方，仍然解决不了温饱。在同一体制之下，竟然反差如此之大，肯定是另有原因。 30年前，小岗那个地方，很多人不种田，往外跑。30年后，虽然是个“国家级典型”，依然很多人不种田，往外跑。很多耕地荒芜得草长莺飞，硕鼠遍地。相信很多人家要长期花大价钱购买粮食吃了。现在，估计小岗村产的粮食有30年前的一半就不错了。小岗村的组织纪律有30年前的一半就不错了。但是，没有粮食吃，就等于“饥荒”吗？我看有好多“没有粮食吃”的人的生活比“有粮食吃”的人的生活好得多、甚至滋润得多。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讨钱、拾荒、捡垃圾的人，大多数是农村人，甚至也有城市人，这些人算不算“逃荒”？他们从事的这种“下三烂”的职业，算不算“度荒”？ “饥荒经济学”的先驱者、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指出：“就一般意义来说，大饥荒的背后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原因，是经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食物的供给和需求这个简单的分析工具能够解释的。”当然，森也并不否认粮食匮乏会触发饥荒。但他认为，粮食供给减少不是饥荒发生的唯一原因。森根据大量的经验证据指出，在一些国家发生的饥荒是和粮食供给减少没有关系的。比如，即使在1943年的印度孟加拉邦的大饥荒期间，粮食的供给量与前两年相比只是小幅度下降，因而这次大饥荒很难被认为是当时粮食全面严重短缺的证据。不仅如此，森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把饥荒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粮食供给急剧下降的观点，将无法解释在多次饥荒中所观察到的下列奇怪现象：在饥荒期间，尽管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饿，某些社会阶层如地主和商人却在饥荒期间反而大发横财；还有，在一些严重发生饥荒的时期，不仅有关国家仍在出口粮食，甚至受饥荒影响的地区还在向外出口粮食。（王振中、李仁贵主编《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学术传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570页）…… 森教授讲的“在饥荒期间，尽管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饿，某些社会阶层如地主和商人却在饥荒期间反而大发横财；还有，在一些严重发生饥荒的时期，不仅有关国家仍在出口粮食，甚至受饥荒影响的地区还在向外出口粮食。”就是土地私有制、粮食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我国有的人则认为饥荒是人民公社公有制“大锅饭”、“养懒人”带来的严重后果，谁是谁非？你到农村去访一访，查一查，到底是大包干以后是“大锅饭”还是人民公社“大锅饭”？到底是大包干以后是“养懒人”还是人民公社“养懒人”？ ——到如今，各家各户种不种田一个样，荒不荒田一个样，这种“大锅饭”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到如今，各家各户一代更比一代懒，这种“养懒人”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在这里，不是污蔑中国农民和年轻农民。农民也确实很辛苦。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头来，挣不到几个钱，甚至于亏本。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化肥、农药、农具、种子、水、电等样样涨价，而粮食价格始终提不上来，很多农民种田种得入不敷出。同时，农民的各种名目的税费接踵而至。笔者在乌有之乡网上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监利县有个乡的许多农民交不起税费，累计拖欠国家4600多万元。你说大包干，到底包个啥？这种事情，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从来没有过的。 如今，全国农村的大包干，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小岗村。所谓近朱者赤嘛。全国的经济大环境，决定了农民要自由，不要老婆孩子热坑头那种自闭的生活。我们相信，小岗村人这30年为大包干也作出了很大努力与成绩。小岗村所在地的省、州、县、镇等政府，也给予小岗村很大帮助。 无论如何，小岗村从一开始就不如大寨，这是肯定了的。 我想，大寨也有“度荒”的不幸日子。这一点两个村是相同的。 为什么中国将小岗村捧上了天，将大寨这面红旗给抹杀掉？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真的是“一包就灵”、“一包就富”吗？这个问题，还是让历史学家来回答，有的政治家的话是靠不住的。 正确做法，就是胡—温政府的做法：一律免除农业税，并发农业补贴，这才是解决“度荒”的最好办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胡—温政府的“一律免除农业税，并发农业补贴”的最好办法，实质上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寿终正寝了，小岗村这个典型已经成为历史了。——全国农村都不存在“包”与“不包”的问题了。既不上交皇粮国税，又不交公粮余粮，包什么呀？ 四说“典型” 众所周知，大寨才不是山寨版典型，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标准典型，是农业战线永远的楷模。从1964年到现在，尽管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诽谤，尽管受到Y翼势力的干扰，她的集体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互助、共同富裕等高贵品质，书写了中国农业史上最光辉的历史篇章。小岗村这种拼凑的典型，昙花一现，自然会悄悄退出历史舞台。 与“工业学大庆”一样，“农业学大寨”也是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共和国的红旗，是真金白银的红旗。这种红旗，是经过“国标认证”了的，质量上、技术上是过硬的。 可惜的是，小岗这面红旗，到底是谁亲手树起来的，至今还是一个问号。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邓小平？好像没有哪个伟大领袖人物亲自白底黑字地表态过。 毛主席亲笔题写并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国亿万农民闻风而动，那种壮观场面，势如破竹，排山倒海。迄今为止，没有人带头呼喊过“农业学小岗”。大是大，小是小，冰火两重天。 五说“品牌价值” 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或者可以见仁见智。无论如何，这是绕不过的话题。 人民网去年专门采访过厉以宁、吴敬琏两位经济学家，首先问的是厉教授，请说出改革开放3件大事。厉教授说的第一件大事是“农业生产承包制”。轮到吴教授发言，当面将这件大事给否定了，他说，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是农民回复到以前的体制而已。吴教授肯定说的是真话。笔者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几大流派考》的长篇文章中，批评过这两位经济学家，同时也表扬过吴老先生。 吴教授说的确实有道理。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单干制持续了5000年。现在的单干制，有什么稀奇的呢？那么人民公社制，才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才叫做创造，才叫做稀奇。有创造就有价值，有反创造就有反价值。 “农业学大寨”那阵子，18位外国元首造访，上千万国内参观人员和25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虽然他们后来也被动地走上了单干制道路，人们所崇敬的是人民公有制那段历史的辉煌。这个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仅旅游业收入可创收三四百万元。 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食品厂等工厂，年产值早已破亿元。大寨家家户户住上了豪华别墅。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 “大寨”这个品牌的价值，到底值多少亿元，没有人能够评估得到。大寨与三家外地企业合资创办的企业中，仅“大寨”这两个字，就给村子带来了合资企业25%的股份。 铁姑娘郭凤莲早就接了铁汉子陈永贵的班，带领大寨人进行了第二次创业。“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黄金饼、“大寨”牌白酒等产品，通过著名女星孙俪代言，通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报道，已经家喻户晓。 像陈永贵这种人，现在有许多干部一辈子也学不到了。他不仅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取得骄人的成绩，而且直到当国务院副总理时仍然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两袖清风。他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每月才拿60元的生活费。这一点，小岗村的干部做得到吗？ 至于小岗村，也在搞村办企业，也在搞新农村建设，甚至在搞土地流转来苦挣钱。省、市、县政府也给予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也是应该的。但是，村上的官民矛盾如何处理？不知道有人想过没有？ 去年，在“9·30”胡总书记考察小岗村以后，小岗村被热议了一阵子。当然，免不了有的记者亲身前往采访。下面就录几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孙小林的几段文字（宋体字部分）：（乌有之乡网 关于小岗村的集体收入，还是比不上大寨村，差得远。 但记者在小岗村官方网站“小岗村先锋在线”上获得了这样一个数字，“小岗村集体年收入超过80万元”。 关于小岗村的产业发展状况，没有大寨村景气。 “不少承包地荒着” …… 村里大面积推广的蘑菇大棚，就让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 关于公正公平问题，不能与公有制时期同日而语 而在当地，围绕一些项目是不是形象工程，还有着不同的说法。以前，凤阳县政府为上述三名大学生提供了诱人的条件：每亩6000元补贴和1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蘑菇销路由村里的专业合作组织统一安排，并签订合同、订立保护价，有关部门还安排三人之一的王中华等人到日本、美国等地考察现代化农业生产。 …… 关于土地流转问题，遗留问题相当多 目前，小岗村已经流转出600亩农地，用于种植葡萄、蘑菇，养猪等，但的确存在部分承包地荒着的现象，并没有经营。“太可惜了。”一位村民说。 …… 关于小岗村建设问题，没有“小岗村”的无形资产入股 小岗村部分电话、学校、水塔、自来水、大包干纪念馆等等设施都是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等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捐赠和拨款。 …… 关于小岗村住房建设问题，还是不如大寨村 被村民称之为形象工程的还有当地的二层小洋楼，按照村民提供的说法，当时村里提出每户出4万，村里出2万，建设小洋楼。“当时村里答应每户给2万，但后来有的只给1万，有的给了2万。” 还有很多资料，笔者懒得引用了。仅仅一篇文章中，竟然点出了这么多的烂泥，叫人真的很不爽。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私有制是腐败的温床，公有制是反腐败的防火墙。 笔者也曾真心实意地希望小岗村全体村民早些过上真正富裕的日子，也曾真心实意地希望小岗村远远地超过大寨村。如果小岗村远远地超过大寨村，笔者举双手赞成。 著名作家巴金老先生晚年著《随想录》，许多箴言是批判说假话的人的：“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如果说，不满3岁小孩说假话，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是大人说假话，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我讨厌说假话。 我要说的一句真话，就是： 小岗村就是不如大寨村 相关链接并鸣谢： 广州日报 乌有之乡网 其他链接： 乌有之乡网 字数：8983字
90户人家、476人，耕地面积1600亩。这些构成了原小岗村的全部家当。2008年初，在上级的授意下，石马、严岗两村合并到小岗村，人口达到3800多人，土地面积8700多亩，在皖北也算得上一个规模大村。
尽管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和广大中西部大部分农村一样，走过温饱线的他们，有着强烈的致富渴望。
“小岗村很多在外面打工，我二儿子和妻子都在福州打工。”“大包干”成员严美昌告诉本报记者。
两年前，三位来自凤阳县城的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在小岗村建立了9个蘑菇大棚，并进而带领当地众多农民投入蘑菇种植，激起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的第二次高潮。
按照凤阳县维持到现在的政策，2006年，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500元；2007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6000元；2008年，大学生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
按照严美昌的说法，地是村里拿钱出租的，地给承包户不用钱，然后每个棚还有补贴。而建大棚等钱不够的话可以有贴息贷款，等卖了蘑菇再还贷款。
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经营方式，但现在，承包人向上级申报的大棚数，和实际经营的并不一致。
“申报几个棚，拿到补贴后，到时候实际上只种其中一小部分大棚，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一位村民说，“比如有5个棚，就有25000块的收入，到时候就只做3个棚。”
记者在现场的确发现，很多大棚都空着。一位种植户说，因为投入成本高，而且价格受市场影响大，所以后来很多农户就不弄了。而现在，“明知道蘑菇不赚钱，但还干，因为有钱补贴。”
严美昌认为，之所以蘑菇大棚说有收益，是因为“他们(指种植户们)在拿到5000元补贴后，减少双胞菇的种植，比如原来是8层架子，现在减少几层，这样减少了投入”。严美昌的侄子也培植了双胞菇，但是也亏本了。
村民说，这样的待遇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本村的村民也承包的大棚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就没有大学生贷款额度大。”一村民说，而由于这两年蘑菇价格不高，让部分农户去年赔了本，所以今年就没有再种。
在谈及蘑菇加工厂时，“平时都不加工蘑菇。”严美昌的妻子对本报记者说，而记者
而对于葡萄园，小岗村原村长严德友在去年扩建了120亩葡萄，是因为有政府扶持，每亩补贴1000元，另外还有350元的材料费。
而作为葡萄种植户的严付昌和严宏昌则没有任何补贴，严宏昌家里原来种植了10亩葡萄，但是因为没有补贴亏本，后来挖掉了。
在2006年，小岗村招商引资租地15亩建设的一个农贸市场，门面房全部卖掉，但由于缺乏消费市场，整个农贸市场至今没发展起来。
“比如电话，当时免了初装费，但当时还是有很多老百姓用不起。”严宏昌回忆。
尽管村民住进楼房普遍感到开心，但严美昌的妻子告诉本报记者，“几乎每家每户因为建房都欠外债。”这也得到了严宏昌的认同，“房子盖了，腰包瘪了”。